最近有關部分外資企業撤離的報道引起廣泛關注。其中，著名的微軟公司不僅要在中國裁員9000人，而且計劃關停諾基亞在東莞和北京的工廠。現在看來，不僅撤離中國的外資企業較前些年多了起來，而且其中不乏世界知名企業。人們不禁要問，這些外資企業為什麼“思遷”？對此，有必要從國際産業再轉移角度加以理解。

　　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貿易大國，中國對於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其實並未下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1月29日發佈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表明，全球國際投資規模比2013年減少8%，而中國2014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較2013年增長了約3%，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第一大流入國。其中，外資流入的領域從以製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事實上，中國經濟在這些年來一直在致力於轉型升級，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已不再滿足於製造業大國的地位，而是謀求向製造業強國邁進，因而需要加速發展與製造業轉型升級相配套的現代服務業。因此，加大服務業利用外資力度，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經濟新常態相適應。

　　從二戰後的70多年時間來看，國際産業結構一直不斷轉移，而這種轉移又常被學者概括為雁型模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産業轉移更是一種常態，而最近部分外資企業從中國再轉移出去同樣也符合雁型模式，只不過原來是大雁飛來，現在是大雁飛去。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都曾經受益於國際産業轉移，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現在已經不再是單方面的資本凈流入國，而是國際投資流入、流出的雙向流動大國。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規模已經超過了利用外資規模，中國現在擁有約4萬億美元的全球最大外匯儲備，純粹出於“找錢”目的的招商引資目前已經不多，中國現階段的利用外資更多是著眼于資源的優化配置。

　　一般來説，“見異思遷”並不是一個褒義詞，但對於近期一小部分外資企業撤離中國而言，也要分清楚“見”什麼樣的“異”，“思”什麼樣的“遷”。一方面，部分外資企業撤走是以再工業化導致的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回流為背景的。由於生産力提升、原材料成本的下降以及研發對製造業發展的“貢獻”加大，發達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原有劣勢在很大程度上被彌補。例如，美國蘋果公司前些年已經將一部分手機加工業務回遷到美國本土，松下、夏普等也有意將製造基地回遷日本。另一方面，則是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製造成本特別是在勞動力成本上比中國顯示出更多的優勢，如優衣庫、耐克、三星紛紛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加快了撤離中國的步伐。

　　外資企業“思遷”的因素有很多，也未必完全都是“見異”之故，也有我們自身內因變化的因素。勞動力成本上升僅僅是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一些外資政策上的紅利消失也不可避免地令一部分外資企業“思遷”。當然，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絕大多數外企業會獲得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但也不可否認，也有一小部分外資企業並不完全適應這種改變。特別是，有些外資企業的撤離，在於其經營不符合中國的“新版本”産業政策導向，特別是在節能環保上存在的問題較多。對這樣的外資企業，自然會用較高的準入門檻將其攔阻在外。已入門的，如不進行有效整改，也會將其請走。

　　不斷改善投資環境依然是留住外資企業的關鍵步驟，而現階段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積極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經驗。對於某些“留不住”的外企也不必驚慌失措，來去自由才更能體現出高水準開放的胸襟。當然，對於撤走的外資，無論是回流到美國、日本等母國投資，還是在東南亞等地另找第三國投資，我們也不能僅僅一送了之，而要看一看這些外資企業離開後還會不會與我們的上下游産業保持甚至發展業務往來。如是，也不失為一種將“壞事”變好事的辯證態度，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摘編自新浪部落格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