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梳理髮現，年前已經召開地方“兩會”的28個省（區、市）中，有19個省（區、市）下調了2015年投資增長目標，5個省（區、市）未設增長目標。

　　這一動向對於中國這個長期依賴“高積累—高投資”增長模式的經濟體而言，意味著全方位的變革拉開大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平均投資率超過37%，幾乎為全球平均水準兩倍。中國世所罕見的經濟奇跡最重要的來源，即在於通過一系列較為獨特的制度安排，迅速完成了必不可少的資本深化且順利進入到工業化中後期發展階段。

　　不過這種曾經有效的發展路徑終有竟時。目前的主客觀條件，實際都已不允許地方政府沿用以往“一抓就靈”的保增長套路。中國已越來越深刻認識到，人為生成的高資本積累率很難完全避開低效率陷阱，中國有必要克服投資依賴巨大的慣性，轉而求諸更多依靠産業升級與技術進步。另就客觀條件而言，地方政府投資依賴的“軟約束”環境去而不返，譬如以資金與土地這兩項投資增長最重要的要素為例：此前中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迅速拉高至50%以上的超高投資率，其支撐因素無非在於迅速飆升的地方政府債務，以及量價齊升的土地出讓市場，但現在的情況卻是，一方面，隨著債務規模上升，地方政府還本付息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下行，各地財政收入增速同步下行（甚至加速下行），而土地出讓市場因基本面變化，去年更是大幅減收28%，由此再加之新一屆政府極為明確的去杠桿以及不再搞強刺激的決心，地方政府即使“有心”，實則也已“無力”維持高投資增長。

　　當然，無論基於主動還是被動，中國適時起步的良性轉變值得歡迎。不過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又往往使得機遇與挑戰如影相隨，譬如投資增長目標的下調，即刻就會引出非常現實的問題，也就是穩增長的任務如何完成？

　　儘管中國確實需要淡化GDP增長目標，但是中國的發展又必須保持一定的速度，這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判斷，而面對這個任務，現在的不利形勢是長期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另一重要驅動源的出口疲態盡現，去年全年出口總額僅增4.9%，今年1月份更是同比下降3.2%。與此同時，真正可視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所在的消費貢獻率雖經努力逐年攀升，不過至少在短期內，尚不至於出現井噴式增長。

　　所以説要完成穩增長這一併不輕鬆的任務，繼續重視並抓好投資仍應是現階段地方政府工作主線之一。所不同處則在於，新常態下的投資更應該注重品質、注重效益，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也應該相應轉移至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作用，準確把握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投資機會，同時更重要的，還是要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消除投資障礙，引導、鼓勵社會投資更多更好地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