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厘清誤區，更要認識到，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不是自動的，而是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和創新去爭取的。關於“新常態下的中長期增長前景”這個話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從3個層面進行了深入闡述。

　　一、如何認識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討論中長期增長，首先就需要回答中長期增長的潛力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30多年的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但從2012年開始，增長速度下降至7%至8%之間。關於這次增速下降的原因，大家一個共同的看法是，它不僅是國際、國內短期因素衝擊的結果，也是中國經濟傳統增長動力減弱的結果。

　　但是，對於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如何，各界的看法卻不盡一致。有觀點認為，雖然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不能支撐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但潛在增長率也不會一下子滑落到前沿發達國家2%至4%的低速水準，而是具有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潛力。但也有一些學者更為樂觀或更為悲觀一些。

　　我們的研究支援中國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潛力的觀點，並認為這個中高速潛力大體在6%至8%之間。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基於我們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經驗規律的研究、對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判斷及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比較優勢的分析。

　　大家知道，世界範圍內，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經濟增長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技術前沿國家的創新引領式增長，典型的如過去的英國、當今的美國等；另一類是落後國家或經濟體的追趕型增長，成功者如日本、南韓等。前一種增長主要依靠的是新技術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長，因此，儘管在技術取得重大突破時也可以實現較快的增長，但長期來看，增長速度比較平穩和緩慢，長期的平均增長率大約為2%至4%。而後一種增長則由於“後發優勢”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夠在一段時間裏實現比前沿國家高得多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就屬於後一種增長，即後發追趕型增長。

　　後發國家的追趕型增長，之所以能夠實現比技術前沿國家高得多的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其所擁有的後發優勢。後發優勢大，壓縮式高增長的潛力就大，後發優勢減弱了，高增長的潛力就會變小；後發優勢消失了，高增長的潛力也就不存在了。國際經驗表明，追趕過程是一個逐漸縮小差距的過程，是一個後發優勢逐漸減弱的過程，與此相適應，也是一個潛在增長率逐漸降低的過程。實證研究還發現，凡是成功完成追趕任務的經濟體，其經濟高增長過程都不是一下子從高速增長直接轉入低速增長，而是在轉入低速增長前，都經歷了或長或短、或高或低的中速增長階段。

　　這是國際經驗方面。另一方面，對我國發展實際狀況的分析不難發現，首先，我國目前的發展水準與技術前沿國家還有較大差距，後發優勢依然存在，追趕型增長並沒有結束。比如，目前我國每人平均GDP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技術水準與發達國家相比大約落後較多，等等。其次，從我國經濟現實情況看，我國的後發優勢特點依然明顯存在。比如，我國勞動力成本只相當於美國的20%至30%。在農村剩餘勞動力接近枯竭之時，我國每年畢業600萬至700萬大學生，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再比如，在提升城鎮化品質、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治理環境污染等方面，我們也存在巨大的投資需求潛力。與此同時，我國還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我國是一個大國，不僅國內市場規模潛力巨大，且區域發展不平衡，有利於需求的漸次釋放；我國製造業優勢明顯，有利於實現科技成果的産業化轉換，等等。基於這些獨特優勢，我們認為在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裏，我國仍然具有爭取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二、如何把握中高速增長潛力與現實增長的關係

　　對於正確分析判斷宏觀經濟走勢、制定正確的發展目標及調控政策而言，不僅科學判斷增長潛力水準的高低十分重要，正確分析和認識增長潛力與現實增長之間的關係及其對我們確定發展目標、調控措施的政策含義，更為重要。在這個方面，可能有兩個認識上的誤區需要澄清。

　　首先一個誤區，就是將潛力等同於一定能夠實現的增長。實際上，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增長潛力只是由經濟發展階段、與前沿國家發展差距及後發優勢大小等因素所決定的增長的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只是意味著我們通過努力有可能實現的增速，而不意味著通過努力一定能夠實現的增速，更不意味著不通過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增速。有3個方面的國際經驗可以説明這一點。一是世界上有不少處於低收入發展水準的、非常貧窮的國家，它們的後發優勢和增長潛力應當説也很大，但並不一定能夠實現快速增長。二是前面説過，即使成功實現追趕型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日本、南韓等，其在相似發展階段時，儘管後發優勢或增長潛力比較相似，但最終實現的中長期平均增長速度，也還是存在較大的差異。三是一些追趕不那麼成功的國家或地區，雖然在發展的初期都經歷了高速增長，但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卻出現了發展的停滯，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3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充分説明，中高速增長潛力只是一種增長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並不會自動或必然實現，其能否實現或能夠實現的程度，不僅取決於一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客觀環境，更取決於其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及發展政策是否與環境的變化相適應。

　　回到我國的現實。過去30多年，我們實現了接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經濟和社會面貌也都因此得到很大改變，成就是巨大的。但現在發展階段變了，國內外客觀環境變了，這種變化，不僅使得我國潛在增長率發生變化，也要求經濟體制、發展模式、發展戰略、發展政策及時作出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從而為經濟能夠實現中高速穩定增長奠定基礎。為此，需要我們付出艱苦的努力。

　　我們現在講的新常態，更多指的是客觀環境的變化，發展條件變化的新常態，而不是發展動力、發展模式的新常態，發展模式的新常態還在形成的過程當中，還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努力去爭取。因此，新常態要有新的精神狀態，要通過我們的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而不能坐等中高速增長的自動降臨，錯失發展良機。

　　增長潛力的釋放需要我們努力爭取，但也不能盲目爭取。另一個大的認識誤區，就是把增長潛力誤認為是每一年、每個時期或每個地區都能應當爭取的增速。實際上，潛在增速是就一定時期全國的平均增長潛力而言的，而現實當中的增長會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而出現波動變化，這都是十分正常的。特別是在當前的“三期疊加”時期，舊的發展模式越來越不適應，新的發展模式和增長動力有待形成，同時，還面臨調整結構、化解矛盾和風險的艱巨任務，這時個別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能會低於潛在增速，也不能説就不正常。因此，經濟發展目標的設定和經濟調控政策的實施，應立足於實現中長期健康發展，而不是過於注重每年都能實現中高速增長。

　　另外，“三期疊加”時期，分析經濟形勢時更重要的是要看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是否得到改善，矛盾和風險是否得到化解，新的增長動力、增長模式是否正在形成，是否有利於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等等。如果為了維持較高的增速，而使得結構進一步扭曲，矛盾進一步積累，環境進一步破壞，那是得不償失的。

　　2014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7.4%。但與此同時，除增速指標外的其他指標，包括就業、居民收入、企業效益、財政收入、節能減排等，都有所改善。總體來看，我們認為當前經濟運作狀況是正常的，是符合調控政策預期目標的。一方面，經濟增速雖有回落，但7%左右的增速仍處在我國現階段潛在增速的區間範圍之內，在全球範圍也是較高的增速。另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深層矛盾、調整結構、提高發展品質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反映。從實際效果看，雖然經濟增長速度回落了，但經濟的結構和效益狀況得到了改善，風險釋放總體上也處於可控範圍，從而有利於為長期的穩定增長奠定基礎。

　　三、如何通過改革為增長潛力釋放奠定基礎

　　首先，要通過改革，釋放我國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後發優勢。比如，雖然我國勞動力成本遠低於美國，但由於政府管制過多、競爭不充分，致使我國在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遠高於美國。如果計算綜合成本，中國反而高於美國。這是導致近年來不少美國企業回歸、甚至不少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設立分廠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提高這些領域的品質，降低成本，就能為我們本來具有的比較優勢的發揮創造條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其次，要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創新投融資體制，釋放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比如，現階段我國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資需求空間。想像一下，只要將現在城市的地下管網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要使我們的大氣污染、水資源污染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和治理，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等等。問題在於，與先前的投資相比，這些領域投資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它們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質，都不是可以直接商業化的投資。如果我們能夠通過財政、金融制度的創新，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從而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空間，也會從需求側形成增長的新動力。

　　再次，要儘快形成有利於新産業成長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現階段，一方面，資訊、新能源等技術進步可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於商業模式創新的新業態也層出不窮，把二者相結合，更展現出無窮的新商機、新業態。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準的提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健康、環保、養老等服務也存在巨大需求。但這些産業的發展也面臨監管方式、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約，也需通過體制和政策創新創造適宜的環境。

　　最後，要加快改革，儘快構建起有利於創新的體制和社會環境。增長階段轉變從根本上來講要靠創新，而適宜的創新環境要靠政府來營造。更為重要的是，從全球資源環境狀況來講，中國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範式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而應通過創新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從客觀條件來講，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紮實，具有巨大的通過創新驅動發展的潛力。但長期以來，由於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發揮，須通過加快相關方面改革創造有利的創新創業環境。

　　總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長的潛力，但這個潛力的釋放不是自動的，而是需要我們通過改革和創新去爭取的。在當前的“三期疊加”時期，更需要著力解決結構矛盾，化解風險，著力提高增長的品質，並在此基礎上著力推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各項改革，為新的增長動力和新的發展模式的形成奠定體制基礎。（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軍擴 原文刊載于經濟日報2月13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