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鳳雲

　　2月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解讀《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有關情況。

　　陳錫文表示，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農業農村發展的主要目標，即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其中，深化農村改革是動力，農村法治建設是保障。

　　為什麼發展態勢良好，還要轉變方式？

　　2014年，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總體形勢平穩向好，繼續保持農業豐産、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良好局面。全年糧食産量12142億斤，比上年增産103億斤，增長0.9%。畜産品、水産品、蔬菜生産保持穩定，“菜籃子”産品供應充足。那麼為什麼一號文件還要強調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陳錫文認為，原因在於當前農業發展既有很大成績，也有不少憂患。最大的壓力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産成本不斷攀升。中國作為農業人口眾多的國家，每個家庭經營的農業規模都不大，降低成本難度比較大。還有一些新的因素，比如投入品的價格上漲，勞動者的工資上漲，以及農村土地流轉需要支付相當多的土地租金等。二是國內主要農産品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市場，一方面國內的供給在增加，需求在增長，另一方面進口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三是過去以單純追求産量為主，拼資源、拼消耗的農業發展方式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比較大的危害，同時也對農業自身的發展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制約。在此背景下，要想保持農業發展好的態勢，一定要轉到數量、品質、效益並重的發展方式上來，轉到依靠科技進步、依靠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如何轉變？陳錫文認為，一方面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來提高農業的科技進步，強化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品質，提高農民素質。另一方面，也要調整農業自身的結構。

　　“這次一號文件中大家特別關注的是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農村既提供初級農産品，自己又能對其農産品進行精深加工，延長它的産業鏈，提高它的價值。”陳錫文説，“同時還可以在農村開展各種各樣的服務業，包括旅遊業、農家樂等等，通過各種途徑來增加農民收入。

　　目標價格：給農民傳遞正確的市場資訊

　　陳錫文表示，一些主要農産品庫存數量比較大，是目前一個突出問題。

　　“國內收購進來的要銷售出去，如果價格比國際市場的産品要高，行銷企業、加工企業就可能更願意用國外進口的，導致國內這部分庫存不斷攀升。”陳錫文説，“我們提出來要實行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主要就是為了想解決這個問題。”

　　陳錫文表示，實行目標價格改革是國際上通行的辦法。“政府頒布一個目標價格，但實際的市場價格是根據全球、全國的供求關係形成的均衡價格。比如説棉花的均衡價格，就目前的情況看，在國內大概是13600元1噸，這跟國際市場價差不多。但是政府對新疆地區給出的目標價格是19800元/噸。這中間有6000多元的差額，農民銷售棉花只能按照市場價格去銷售，中間差價由政府進行補貼。新疆以外的地區補貼的水準就沒有這麼高。”

　　“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們也了解到一些棉農願意少種一些棉花，去生産別的市場需要的産品，這樣會適當減少無效的供給，保證市場供求的平衡。”

　　陳錫文説，另一方面，針對走私的情況，要把實行關稅配額的産品嚴格納入到正規渠道來進口，從而避免對國內的供給造成大的衝擊。

　　陳錫文表示，將在去年對棉花和東北以及內蒙古大豆實行目標價格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讓市場在價格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給農民傳達正確的市場需求資訊，讓農民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産，逐步化解這幾年形成的矛盾。

　　確立“三塊地”改革底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

　　針對本報記者提出的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問題，韓俊表示，“三塊地”的改革試點方案有關部門已經在牽頭落實。但是他強調，首先必須明確的是，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以及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目前還是試點，在2017年年底之前主要是推進搞好試點工作。

　　韓俊表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的利益主體非常複雜，有一些問題可能現在看得還不是很清楚。所以要先試點，邊試點、邊總結、邊完善、邊推廣。

　　“整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央確立了‘三條底線’，就是公有制性質不能改變、耕地紅線不能破、農民權益不能受損。”韓俊説，“確立這‘三條底線’不是説不改革，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

　　韓俊説，現在的改革首先是要落實土地的集體所有權，産權主體要界定清楚，下一步這方面的改革還會進一步深化。在落實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在這個基礎上，放活農村土地的經營權。

　　韓俊表示，整個改革要于法有據，改革的決策和立法的決策要有效銜接。“現在有一些改革的試點，比如土地，會跟現有的很多法律有衝突。在改革的試點縣市，在承擔改革試點的區域，國務院要提請全國人大授權在試點期間暫停執行有關法律。根據改革的要求，有一些法律必須要進行修改，有一些需要廢止的就要廢止。法律的‘立改廢’對我們改革的順利推進也是一個非常必要的條件。”

　　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不能落伍

　　今年的一號文件對轉基因問題有一句表述，即“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安全管理、科學普及”。

　　韓俊認為，轉基因是大有發展前途的新技術、新産業。中國作為13億人口大國，人多地少，農業發展面臨的環境資源約束越來越強，在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研究方面不能落伍，這一點是需要明確的。

　　韓俊表示，中國從國情出發，借鑒國際經驗，已經建立了跟國際接軌的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安全管理法律法規體系、技術規程體系和政府行政管理體系，覆蓋了轉基因從研究、試驗、生産、加工、進口許可到産品標識的各個環節。可以説在中國這方面所有的活動、所有的行為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

　　關於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科學普及，韓俊認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社會公眾包括媒體對轉基因技術的來龍去脈、發展歷史、現狀以及特性和安全性、存在的風險，包括對我們現在的一套安全管理體系以及其他國家的轉基因生物技術安全管理體系能有一個比較清晰、客觀、全面的了解。從而在尊重科學的基礎上，更加理性地看待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産品。

　　經濟新常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陳錫文認為，增長適當降低，對需求和財政收入都會有影響。從這兩個角度來講，整個經濟進入新常態對農業就是一種挑戰。

　　陳錫文認為，一方面怎樣才能讓市場對生産出的農産品有更多的需求，讓農民有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財政收入增長減緩的情況下，怎麼保持國家對農業支援保護的力度，使農業能夠健康發展，是新常態下制定農業政策需要研究的問題。

　　但是他也表示，反過來，新常態也有利於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即新常態下大家更多地追求整個經濟或者生産過程中的品質和效益，而不太會關注GDP增幅的高低、産量的多少。這對農業加快轉型、完成發展方式轉變、優化農業生産結構、促進農業中一二三産業的融合，都會營造一種非常好的氛圍。

　　“在新常態下，很多農民尤其是中青年農民進城打工，積累了一定的知識、經營管理能力和資金，但是他會發現可能城裏的機會還不如農村多，就會帶著資金、技術、管理的能力，回鄉去創業。”陳錫文説，“總體上來講，進入新常態對每一個行業都一樣，挑戰和機遇並存。我們只要能夠抓住機遇，在新常態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使農業有比較穩步的發展，使農業能夠有更高的效益，使農民能夠從中獲得更多的收益。”

　　資金互助組織：誰批准誰監管，出了問題誰負責

　　對於合作組織內部的資金互助組織，陳錫文認為嚴格來講不是金融，是類金融或準金融。因為它的成員是封閉的，只能在這個成員圈裏吸收儲蓄、發放貸款。但是必須嚴格遵守幾條規矩：第一，成員是封閉的，是你的成員才可以在成員範圍內發展這些業務。第二，不能對外吸收儲蓄，也不能對外發放貸款，吸收儲蓄和貸款必須在成員內部。第三，成員對資金互助組織的存款要根據實際運作情況來決定資金的收益，不能事先規定一個固定的比較高的收益。

　　陳錫文説，在中國農村發展金融不僅需要金融部門自身改革，去更好地為農民服務，還需要在中國農村社會當中培育一種金融意識和金融管理能力。先讓農民搞這種封閉的資金互助組織，實際上是培育和鍛鍊農民在金融問題上的信用和能力，逐步在這個基礎上再發展比較正規的金融組織。

　　“這裡面我們強調要加強地方政府對他們的監管，其實就是把它區別於金融機構來對待。也就是説，農村的農民合作組織包括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供銷合作社等，只要是按照剛才講的這些規定在內部搞都是可以的，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金融。因此，批准的部門也不是金融部門。”陳錫文説，“大部分都是地方的農村工作政策部門、農業部門在批。既然批了，就得對此負責任。”

　　“我們現在有58萬多個村民委員會，有120多萬個專業合作社，如果他們都願意搞的話，這麼大的數量，靠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去管當然是管不了，於是在這個問題上就要堅持一條，誰批准，誰監管，出了問題誰負責。”陳錫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