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歐洲經濟發展頗為坎坷：剛擺脫主權債務與銀行業惡性迴圈的危機，可能又走進“長期經濟停滯”的泥潭。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歐洲經濟要想改觀，必須壓縮福利、實行改革。最近，市場頻繁炒作希臘政治僵局，也在映射改革確實卡在壓縮開支、削減高福利上。希臘問題是歐洲經濟困局的典型案例，管中窺豹可見，高福利的確纏住了歐洲改革的步伐。

　　福利的長期“剛性”導致難以快速調整經濟結構。這意味著，福利可以隨經濟增長而水漲船高，卻難以因經濟回落而縮水。目前，歐洲多數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甚至接近停滯，可用資金變得相對固定。在危機時削減福利，就像釜底抽薪，碰不得。如果用於福利的資金不能少甚至還要漲，那麼，用來調結構、增強競爭力的財力自然不強。如此，政府要改革、提高經濟競爭力，就好比在“螺螄殼裏做道場”。長此以往，支援經濟增長的動力不斷衰退，政府財力越來越弱，也就越來越無力給經濟加油。歐盟近年促增長政策不斷而效果不佳，也印證了這一點。

　　歐洲國家高福利與改革之間的矛盾，是長期積累而成的社會問題。二戰後，歐洲經濟蓬勃發展，企業日益追逐利潤，忽視了對員工的保障。歐洲部分國家出於道德倫理和淡化勞資矛盾等考慮，設計並建成“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模式，用稅收等將企業提供的有差別福利，轉化為無差別的社會福利，以削弱居民對企業主等利益群體的依附，增強其對社會的依附。該模式雖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保障居民權利，但也使福利水準從極低走向極高，一步步推升了歐洲經濟長期停滯風險。

　　高福利源於高稅收，高稅收自然抑制了企業創新發展的動機，歐洲企業紛紛向外發展。與此同時，高福利也帶來高品質的生活，“少子化”現象在歐洲蔓延，尚可工作但不願工作的人也越來越多。即使一些歐洲國家現在開始削減福利，短期內也難換來增長動力。目前，歐盟平均失業率達10%，青年失業率超過20%，加之為高福利貢獻了半輩子高稅收的歐洲“嬰兒潮”一代集中退休，這在很大程度上惡化了經濟前景，使歐洲的結構性改革越來越難。

　　歐洲國家的高福利痼疾延宕至今，有經濟社會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上世紀70年代歐洲學者即指出，經濟增長、人口及官僚政治是歐洲“福利國家”普遍出現的根源。現實中，選舉政治推動競選成為變相的“福利拍賣會”。競選者在關乎選民眼前利益的問題上更為突出，使社會福利水準不斷攀升。同理，受任期限制，歐洲多數國家政府不會輕易削減福利，以免引火燒身。一個經典的案例就是德國施羅德政府曾力推改革削減福利、促進就業，最終致其敗選。

　　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準不同，社會福利理念不盡相同。不要説在歐盟層面上拿高福利開刀，就算從國家層面削減社會福利來推動結構性改革，恐怕也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