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原創，99人抄襲”只為抄成“大號”掙鈔票？

　　1月25日下午，網路女性情感專欄作者楊冰陽為自己萬餘字的文章敲下了句號，每日堅持不懈地構思、創作、排版、修改，為的是46萬忠實粉絲的信任”。文章發佈的同時，超過8個抄襲號同時運作起來，複製、刪改、粘貼好不熱鬧。

　　“微信公眾平臺至少有8個冒充我的同名同頭像賬號。”楊冰陽説，從兩年前開始，一個叫“感情”的微信公號，幾乎每天都原封不動地抄襲她的文章，不僅刪掉作者姓名，還將每篇文中原作者自稱的“娃娃姐”等稱呼，一處不落地改為自己的名稱“莉莉姐”。

　　“我才寫到435期，但抄我的人把內容拆分成500多期，一眼看上去，很多人還以為我是盜版的呢。”也許，網際網路時代的讀者不禁要問：有必要那麼在乎版權嗎？“原創得不到保護，可憐的創造力正在不斷被削弱，每天朋友圈裏轉的原創優質內容的比例正在快速減少。”王曉磊説，快速抄襲的大號正在憑藉龐大的資訊量擠壓著原創號的生存空間。

　　就在讀者一廂情願地想著“好文章不問出處”，選擇性忽略抄襲問題的同時，一大批靠抄襲起家的微信“大號”早已把讀者們每一次的閱讀、點讚都變成了可觀的收入。

　　來自多家公關公司的報價單顯示，在粉絲數上萬的公眾號中發佈一篇軟文的價格，從百元到5萬元不等，而文章末尾的小廣告，也是很多“大號”的收入來源之一。

　　原創者面對“李鬼”只能一聲嘆息“被抄襲也只能跟微信上的大號較真，小號還巴不得你曝光它，增加知名度呢。”野馬財經聯盟”的發起人李曉曄説出了原創者維權的現狀。

　　為什麼如此“膽大妄為”？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日常使用中，76.4的用戶會使用朋友圈來查看朋友動態或進行分享，每天朋友圈內僅分享連結內容的次數已經超過30億次。

　　與網民對公眾號內容的巨大需求不匹配的，是原創優質內容的缺乏。而讀者對優質內容的“渴求”，和對出處的“不以為然”，某種程度上縱容了抄襲行為的蔓延。

　　幾乎每個被抄襲的原創者都曾舉報過有過。寄希望於微信平臺能夠刪除抄襲者，是他們起初共同的做法。但舉證難、處理慢、刪除少、懲罰輕，這“四座大山”慢慢讓舉報者認清了現實。再加上高昂的協調和申訴成本，投訴維權變成一件性價比很低的事情。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姚克楓説：“現有的法律程式對維權方來説並不有利，程式要求舉證方需要在第一時間將全部侵權證據到公證處實時公證，否則一旦抄襲方刪除證據，即使你有截圖等證據也難以起訴。”一個媒體原創公號的負責人曬出了“公證經”：當發現有另一家媒體原封不動地抄襲了自己獨家所發的評論、圖片、圖表甚至視頻等內容後，就派出一位熟悉流程的得力編輯前往公證處。從卸載APP，重新下載安裝，打開頁面，演示雙方的內容，到證明自己是首發，對方是抄襲，再到填寫各種表格，列印相關材料。且不説公證費不菲，單是這些順利按程式公正，就耗費了3個多小時。

　　連機構都感嘆維權難，原創者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抄襲者們享受著一塊法外之地。

　　“最關鍵的還要看微信平臺是否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説。

　　微信，你真的拿“抄襲”沒辦法？

　　一個因為知識免費分享而興盛的平臺，卻因為“好文章不問出處”的潛規則讓無數原創者寒心，作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與義務的資訊平臺，應當如何對待智慧財産權？“法律對微信的責任和義務有明確的規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援引侵權責任法第36條“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來説明，微信平臺在明知和應知的情況下，如及時撤銷存在侵權的內容則沒有責任；若接到舉報依然不及時撤銷，則會附有連帶責任。

　　“法律意義上的‘及時’一般被認定為48小時，而一旦舉報的內容緊急則應將‘及時’限定在24小時以內。”楊立新説。

　　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業運營平臺之一，微信面對海量資訊和舉報，認定侵權和處理舉報的確存在困難，但這不是推卸責任的藉口。微信收穫了足夠的用戶量和知名度，那麼在海量資訊到達的同時，配套的法律責任也應相應跟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喻國明説。

　　2015年1月底，微信朋友圈廣告高調登場。據媒體報道，2014年三季度騰訊對朋友圈廣告收入的評估結果是，年收100億元左右，微信一躍成為優質內容低成本廣泛流傳的最大贏家。

　　根據“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微信應該有所作為。中國企業家》雜誌執行主編何伊凡認為：如果難以通過道德和法律方式解決，完全可以讓平臺用技術手段來解決，比如發動群眾。”這裡所説的發動群眾，曾在網際網路的另一領域大顯神通—— —電商。

　　“因此，掌握了眾多渠道的騰訊、阿裏、百度，應負起管理渠道的職責，建立良好的規則體系。”何伊凡認為，淘寶通過用戶評價的方式，解決了買賣雙方之間的信譽問題，微信版權問題可以參照這一思路找到解決辦法。

　　“方法不是沒有，那麼微信是不能呢，還是不為呢？”一位原創者在微信群提問。

　　（據新華社）維權難 新華社發朱慧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