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江蘇、浙江、河北、江西等多地曝出路燈腐敗案，涉及市政管理、建設部門以及鄉鎮村委的幹部和工作人員逾30人。

　　記者調查發現，本來被認為是“清水衙門”的路燈管理部門近年來貪腐案頻發，案值動輒數百萬元。如杭州市電力局路燈管理所原會計徐玥明，一人就貪污路燈電費588萬元；湖北荊門市城區路燈管理局原局長沈忠斌、副局長張孝軍兩人“聯手”貪污受賄550多萬元。

　　“小小路燈的背後，往往是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鉅額投入。”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大中城市上十萬盞路燈的日常改造維護、電費支出、廣告承租等方面都是鉅額收支，從設計招標到驗收維護，每個環節幾乎都得花錢疏通。而動輒上億元的豪華路燈亮起來的同時，往往倒下一批“小官巨貪”。

　　一個村委會被“一鍋端”

　　江蘇蘇州相城、昆山兩地檢察機關官方微網志近日先後發佈消息，對相城區、昆山市的兩個路燈管理所3名負責人立案偵查；杭州市電力局原路燈管理所工程科科長吳水靈受賄案近期也在浙江杭州江幹區法院一審。

　　業內人士介紹，隨著各地城市爭相開展“亮化工程”，投資過億元的奢華城市路燈建設項目在各地很常見。同時，各地鄉村在新農村建設中開展“點亮工程”，雖然投資額相對不高，卻也串案、窩案類“蛀蟲”滋生，往往“路燈建起來，幹部倒下去”。

　　河北懷來縣東莊子村2012年安裝太陽能路燈，5名村幹部共從中收受路燈承包商的賄賂15萬多元，村委會成員幾乎被“一鍋端”。唐山市豐潤區兩個村安裝195盞太陽能路燈，每盞路燈開票價5900元，實際價格4500元，其中20多萬元差價被兩個村的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瓜分。

　　差價謀利成業內“公開秘密”

　　路燈照明工程在照明亮度、覆蓋面積、節能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專業技術要求，原材料使用量大，但規格品質千差萬別，因此很多路燈項目從最初設計到日常維護，都容易滋生各類“蛀蟲”。

　　利用材料品質差異，抬高供貨成本獲取差價謀利成為行業內的“公開秘密”。湖北荊門市城區路燈管理局沈忠斌、張孝軍兩人採取註冊空殼公司，製造虛假供貨合同抬高貨款價格，4年間共侵佔貨款差價近500萬元，其中最大一單就套取現金高達230萬元。

　　路燈系統除路面的燈具、燈桿、配電箱外，還有埋在地下的線纜、日常使用中高額的電費開支，相關管理人員都能從中找到“做手腳”的空間。承擔杭州市城區超過15萬盞路燈維護管理的杭州電力局路燈管理所，每月僅電費開支就高達700萬元至900萬元。原會計徐玥明從2007年至2013年，採取篡改銀行對帳單等方式，虛增電費累計侵吞588萬元用於購買房産和投資。徐玥明供述，單位每月電費單據數百張，除會計一人外沒人按張核對單證，虛增電費從賬面上也看不出來。

　　此外，還有招標、付款中的層層卡要。一家企業在河南新鄉市平原新區中標的道路亮化工程竣工後，業主單位平原新區規劃建設局卻推脫竣工驗收，上千萬元工程款無法結算。企業負責人2013年底向該局副局長張義龍行賄10萬元後，工程隨即得以驗收。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路燈燈泡、燈罩等燈具屬於易耗品，使用中出現損壞很常見，維護過程中燈具壞了多少、需要補多少，也是一筆糊塗賬。

　　政績工程造就“天價路燈”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説，各地爭相建設豪華路燈，頻繁大範圍更換路燈，路燈價格“注水”嚴重等亂象，背後是地方官員政績工程和利益均沾的心態作祟，不僅導致公共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也暗藏巨大的利益輸送空間。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由財政投資建設的天價路燈、豪華路燈，在多地新城區、景觀區頻繁出現。江蘇鎮江中山路改造中上百盞路燈，平均單價高達4.5萬元；雲南昆明市曾採取BT模式投資4845萬元在環湖東路15公里路段上鋪設路燈，平均每套路燈投入4.8萬元；安徽靈璧縣，長達8公里的景觀大道兩側共有3排路燈，採用唐代宮燈樣式的路燈每隔30米一盞，合計近千盞，一年就要“亮”掉約300萬元電費。

　　此外，還有不少地區對投入使用不久的路燈，以節能改造、市容提升等名義大範圍拆除重建。如成都市新都區曾將多條道路的玉蘭燈，更換為中華燈，且都屬於同一家企業的專利産品，部分拆換的LED節能路燈使用不到1年。

　　業內人士和專家指出，遏制路燈行業腐敗高發亂象，應著重減少路燈工程建設的隨意性，從厲行節約、注重實用出發，嚴格控制路燈工程預算；對於投資較大的路燈工程，以及涉及工程項目的公務人員，紀委監察部門和審計等監督應提前介入，在工程事中和事後加強審計；對於工程方案、投資預算、施工單位、電費使用、維護成本等都要做到資訊公開，以加強社會監督。（據新華網 文／李勁峰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