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鳳雲

　　一九過後沒幾天，一場不大不小的雪降臨鳳城，來年春旱的擔憂又少了幾分。然而大梨樹人的心裏並不輕鬆。毛豐美去世的這一百多天裏，總讓人覺得少了點兒什麼。

　　那些在村辦企業上班的，抑或自個兒做點兒小生意的，手上的活兒松下來的時候，心裏不免空落落的。

　　一車皮馬鈴薯和小米，刨了大梨樹的窮根

　　“我就怕他得罪人呀。咱幹什麼不吃飯呢？非幹這個村幹部。”回想起30年前的事兒，毛豐美的老伴丁桂清唏噓不已，“去選幹部了，那天我還掉冰窟窿裏了。我就哭。我説你還非要幹吶？他説，‘硬要選我，我能不幹嗎？’”

　　1980年，毛豐美成了村裏的大隊長。一個“吃糧靠返銷，花錢靠貸款”的貧困大隊，村幹部的工資都是挨家挨戶收上來的。毛豐美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幹部的工資。

　　可錢從哪兒來呢？老毛看見外地拉來的馬鈴薯和小米有賺頭，就蹲在火車站看卸貨。循著麻袋上印著的地址，借了點兒錢就和幾個人去了黑龍江。

　　“俺們帶那點兒錢也不夠用啊。老毛就跟人家説，這麼的不好嗎？你們著急賣，俺們著急買，俺們人就在你們這兒押著，賣完了回來贖人。這麼一來二去這錢就倒騰過來了。”一位跟著老毛販過馬鈴薯的村幹部説。

　　忙活一個冬天，扣除各種花銷，凈剩1萬元。大傢夥兒的心氣兒一下子提了起來，群眾的眼睛也亮了。

　　而那個時候，全國農村剛剛包産到戶，改革的大潮已迫不及待地涌了過來。毛豐美心眼兒活，思路也寬。1983年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後，就帶著大梨樹的人們在鳳城火車站旁連租帶買了6間民房，開起了小旅店。1985年，又開始到城裏建賓館。幾年工夫，相繼辦起了鑄造廠、繅絲廠、服裝廠、電熔鎂廠、工業硅廠等十幾個企業，全村900多名剩餘勞動力進城、進廠，成了名副其實的“工人”。

　　1992年，大梨樹村投資建設了當時遼東最大的封閉市場——鳳澤大市場和龍澤蔬菜批發市場，並很快成為鳳城地區集輕工、農貿為一體的物資集散地，為城鄉提供了3000多個就業機會。村集體年純利潤達到400多萬元，為大梨樹帶來了寶貴而又穩定的發展資金。

　　認準的道兒，再難他都會走下去

　　雪後的“幹”字文化廣場空蕩蕩的，果園裏走動著幾個做管理的村民，大梨樹的旅遊已經進入淡季了。每年的農曆九月，這裡會是紅紅的一片，曬滿五味子。

　　“這個‘幹’字9米多高，周圍的欄杆也是‘幹’組成的，有360個。”大梨樹分管旅遊的副書記溫紅娟走在廣場上，有點傷心地説，“老書記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不幹，什麼都沒有。’大梨樹的今天就是老毛書記帶著大家幹出來的。”

　　是啊，面對一窮二白的現實，除了“幹”，還有什麼路可走呢？看看早些年大梨樹的荒山就知道了，那些雜草和亂石，就是村民填不飽肚子的見證啊。

　　老毛是個眼光長遠的人，打一開始他就沒把自己困在這山溝裏。可是城裏的錢就真那麼好賺嗎？一個農民，要想在市場裏分一杯羹，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尤其是當老毛髮現，後來那幾年，鄉鎮企業普遍往下砍的時候，他必須給自己和大梨樹的人們再找一條路了。

　　1989年10月，毛豐美帶領村民上了大梨樹的荒山禿嶺。海綿田前面撅嘴、後面流水，春天下雨多了能儲存，遇到大旱也不怕。但做起來卻很難，要在山上挖出一人多深的大坑，把石頭都挑出來再把好土填進去。機械使不上勁，全靠人力挖。

　　“老毛當時瘦得只剩下90多斤，40多歲的人，卻像個小老頭兒。”史淑雲説，“著急上火嚴重的時候，脖子動不了，到醫院才知道嗓子里長了癤，抽出半針管的膿。”

　　10年的時間，大梨樹治理了20多座荒山，修建高標準梯田1.6萬畝，栽下了果樹近百萬株。可老毛沒想到，就在治山的節骨眼兒上，村裏來了林業公安，説要逮捕他，因為有人告他亂砍樹。

　　“我説你先問一問呢，到底行不行你再弄，你就把那窠子砍了。他説，‘我也不是砍了拿我家了，我不是為了村裏老百姓嘛。’他説，‘我一碗涼水往平裏端，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別人説三道四我不管。”丁桂清一邊流眼淚一邊説。

　　老毛犟，認準的道兒，再難走，他都會想辦法走下去。

　　建龍鳳賓館的時候，國家政策是號召農民辦企業、發展商品經濟。可村民們還是犯嘀咕：“萬一政策變了，歸城裏了，不白忙活了？”老毛拿不準，就讓村幹部到縣檔案館找來國家農業政策的紅頭文件讀，這才下了決心。

　　“去縣工商局辦手續，人家説啥也不批，説‘農民整那玩意兒能叫賓館？鳳城還沒一家賓館呢！’後來老毛直接闖進了縣委書記辦公室，這才註冊了。”一位村民對記者説。

　　“老百姓沒錢，咱當幹部的千萬別佔他們的便宜”

　　在大梨樹，旅遊産業是不可忽略的一塊兒。

　　“我們做旅遊，不是説你得有多高的學歷，有什麼樣的見識。哪怕你家有一匹馬，你就能趕馬車，這幾個月的時間就能賺幾萬塊錢。”溫紅娟説，“老百姓與遊客接觸得多了，包括開小旅店、小飯店的，素質也提高了。”

　　可剛開始老毛提出搞旅遊的時候，大家都是投反對票的。“説鳳凰山離我們這麼近，能有人上我們這兒來旅遊嗎？實際看來我們這個旅遊飯用毛書記的話講，就是‘吃對了，像吃麵條一樣，越吃越順溜了。’”溫紅娟説。

　　這條路是老毛一晚一晚睡不著覺琢磨出來的。他知道他身上的這副擔子不輕啊！全村幾千口人眼巴巴瞅著，包括所有後勤人員的開支，村民的福利，每年都要500多萬元，那都是凈錢兒。他不得不時刻想著，怎樣才能讓這個村莊的發展不至於停滯，怎樣才能讓大夥兒的生活一直好下去。

　　丹東農科院玉米研究所所長何晶説：“我們去滕頭村調研。有些好的設施，拿個相機，説何晶你給我拍點兒這個，拍點兒那個，都給我帶回去。’遇到先進人物，就跟人家交流，你們是怎麼幹的？你們老百姓的收入是多少？靠什麼去增收的？當代表的時候也沒忘了大梨樹。”

　　“他每一次出門開會，哪怕就走了一天，他回來第一不是回家，也不是到辦公室，而是要到山上。有的時候都天黑了，他告訴司機要快一點，説他要上山上去看一看。”溫紅娟眼睛紅紅的，説得斷斷續續，“他説‘我呀，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或者我特別累的時候，或者我覺得工作很無助的時候，我覺得上山去看一看那些果樹，我覺得那些果樹是在跟我説話，那些果樹是在跟我招手’。當時我們不理解，等毛書記走了之後，自己再上山看一看到處都是他的身影。”

　　人心都是肉長的，大梨樹人記得老毛的好。記得他當村幹部以來，沒吃過一戶群眾家的豬肉。記得他家裏的3個孩子結婚、老人去世都沒擺過一桌酒席。記得他説的那句“老百姓沒錢，咱當幹部的千萬別去佔他們的便宜。”

　　“這咱説，兒女不可能都一樣。孩子有條件不好的，他就有那孝心，也拿不出那些錢。”60多歲的宮淑梅裹著厚厚的棉襖，嘆了一口氣，“有一次我在三院那挂吊瓶，還有一個老太太也在那兒。跟我説，明兒個我不來了，挂完這瓶不挂了。跟我説血脈斷了，毛書記給我這些錢我花了。回去我跟俺老頭説，咱們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哪兒哪兒那疙瘩那老頭老太太，沒説趕車、砍窠子、送糞麼？俺們這的老人一年還給600塊錢，管老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