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的國務院黨組會議強調，要消除行政審批“灰色地帶”，整治“紅頂仲介”。

　　記者近日在多地調查發現，隨著各級政府部門加速簡政放權，一大批審批事項被取消或下放。然而，一些擁有特殊利益關係的“紅頂仲介”機構卻悄然換“馬甲”，改“面子”不改“裏子”，從政府手中接過認證、審查、評估、收費等審批許可權，蠶食簡政放權改革紅利。

　　“有審批權的基本都有紅頂仲介存在”

　　廣西一家房地産開發企業負責人陳林發現，近來，雖然政府的審批減少了，但企業並沒有感受到更多的寬鬆和方便。

　　陳林接觸最多的是建築工程施工圖的審查環節。“行業內普遍認為，人防工程施工圖項目少，內容簡單，但到人防部門指定的機構去審，價格比市場行情高出兩三倍。”陳林説，審圖市場行情一般為每平方米兩元左右，但人防審圖屬於機構指定的“紅頂仲介”，收費卻達每平方米6元，“一個建築面積上萬平方米的人防工程施工圖，僅這一項就得多支出4萬元。”

　　來源於九三學社一份提案顯示，近年來，政府行政事業收費一減再減，但編制和評審第三方的評價、評估、檢測報告費用一直在增加，部分仲介機構未與行政主管部門脫鉤，仲介機構提供仲介服務，主管部門實施行政審批，形成體內運作，企業幾乎沒有選擇仲介機構和議價的空間。“施工圖審圖費用2013年較2008年前增加了近4倍”“第三方評估事項中，超過六成處於壟斷經營”。

　　除企業遭遇審批事項轉移到“紅頂仲介”外，居民生活中的部分服務，也由於被指定後價格偏高引發群眾不滿。安徽潛山縣居民劉女士近期學車辦駕照時，被要求到指定的縣中醫院下屬的體檢中心體檢。劉女士説，潛山縣還有其他縣級醫院能體檢，“簡單查個視力、聽力等，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家醫院呢？”

　　按照公安部規定，初次申請機動車駕駛證，提交縣級或者部隊團級以上醫療機構出具的有關身體條件的證明即可。但是記者諮詢廣西、湖北等地不少車管所，得到的答覆均是：目前機動車駕駛人體檢業務只能在指定的醫療機構進行。

　　“紅頂仲介”靠壟斷獲得巨大利益。2014年6月的審計署報告顯示，至2013年年底，13個中央部門主管的35個社會組織和61個所屬事業單位利用所在部門影響，採取違規收費、未經批准開展評比達標、有償提供資訊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計29.75億元。

　　在原鐵道部窩案中，丁書苗等人通過收取30余億元“仲介費”，幫助23家企業在57個鐵路建設工程項目中中標，其中丁書苗違法所得數額共計折合人民幣20余億元。

　　“有審批權的部門幾乎都有‘紅頂仲介’的存在。”廣西一位縣長表示，很多部門行政審批名義上取消後，仍以擔心社會機構弄虛作假、品質無法保障等理由，安排“信得過”的企業承攬業務，導致“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的“紅頂仲介”仍普遍存在。

　　司法鑒定等領域“利益捆綁”明顯

　　不少常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企業負責人表示，在國務院強力推進審批等領域改革中，一些政府部門迫於上級壓力，將諸如鑒定、評估、檢驗、檢測、認證等審批權下放給所屬的事業單位或所主管的社團組織，但只改“面子”不改“裏子”，官商勾結形成各類利益共同體。在司法鑒定、評估檢測、環評報告、可行性研究、施工文件審查等領域這類情況尤為常見。

　　記者調查發現，“紅頂仲介”主要通過以下方式生存：

　　——“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壟斷業務繼續謀利。在湖北黃岡市，建築工程品質檢測服務長期被一家名為精正建築工程品質檢測公司所壟斷。湖北省紀委2014年通報顯示，這家企業與黃岡市建設工程品質監督站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説，在政府簡政放權過程中，一些部門不願捨棄既得利益，通過自己成立公司、協會等形式參與市場活動，有的協會和企業甚至直接由政府部門公務員擔任負責人，借助這些戴著官帽的民間組織把控審批權謀利。

　　——政府直接指定，換個“馬甲”搞審批。近年來，各級政府將部分審批、檢驗、資質交由市場辦理，在具體操作中卻常指定一家或少數仲介負責，實現利益捆綁。

　　青海省湟源縣法院近期審理的一起單位受賄案顯示，青海省特種設備檢驗所將其承擔的鍋爐、電梯等特種設備品質檢測工作中的部分輔助項目交由民營的西寧惠安特種設備檢修檢測公司負責。作為回報，這家民營企業每年以降溫費、過節費、年終獎等名義，向青海省特檢所及其員工支付費用共計98萬元。

　　——官員私下推薦，關照仲介從中受賄。記者採訪發現，一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在辦理項目審批、資質認證等方面業務時，常私下向辦事企業推薦仲介機構。

　　法院審理查明，作為廢物利用、節能改造等國家補貼項目初審的具體負責人，湖北襄陽市環境與資源綜合利用科科長李前振先後推薦十多家企業前往一家名為“正東友億”的諮詢公司製作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項目申請書，從中受賄15萬元。

　　財政部企業司綜合處原處長陳柱兵，利用手中掌握的專項資金劃撥審批權，10年間受賄近3000萬元，這其中只有17萬元是他自己收受的，其他的都是通過“代理人”收受。

　　一位環保行業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涉及政府補貼等資金項目申報時，負責審批的官員往往會以“資質要求、業務水準”等理由，向申報企業推薦熟悉的仲介機構去辦理。若不選擇其推薦的仲介，往往會在審批過程中“挑刺兒”，“所以即便價格偏高，大家也都習慣了接受這種私下推薦”。

　　為實現“旱澇保收”千方百計依附權力

　　國務院及其相關部委多次明確提出治理“紅頂仲介”亂象。如，1999年原國家計委等六部門制定的仲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中就明確規定：“按照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章規定實施的仲介服務，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仲介機構為有關當事人服務。”

　　國務院常務會也多次提出要求，“政府與市場仲介組織分開”“嚴格規範行業協會、仲介組織收費”。同時，司法機關和各地職能部門也在加大對仲介領域的貪污賄賂等問題的打擊力度。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查辦仲介組織貪污賄賂犯罪達923人。

　　為何“紅頂仲介”屢禁不止？一位科技領域的仲介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對仲介機構而言，帶上政府部門的“紅頂”就能“旱澇保收”，“查得再嚴，也得想方設法另設名目來依附上政府權力‘靠山’”。

　　“‘紅頂仲介’是典型的‘權力外溢’。”楊偉東説，隨著改革開放，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和發揮市場作用，連接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仲介組織必不可少，但很多仲介組織從政府機關劃分出來，市場化轉化不徹底，加上部分職能部門舍不下“審批利益”，導致審批環節中各類“潛規則”盛行，不僅削弱改革成效，滋生大量腐敗，也在嚴重削弱政府公信力。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執行研究員劉山鷹表示，治理“紅頂仲介”的核心是讓權力走開，由市場自行配置資源。一方面要加強監管，防止政府的手伸得過長；另一方面，也要推進仲介機構産權改革，實現仲介機構設置和人事安排的完全市場化，讓所有仲介組織平等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