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鹽起源很早，戰國時期到秦代的四川就有了三個産鹽縣，這極大地降低了內陸地區對海鹽的依賴。而在唐代，四川等內陸省份的産鹽縣更多，再後來，隨著鑿井技術的進步，鹽産量提高。中國古代，政府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鹽區，建立許可證管理制度（鹽引制度），隨之開始出現私鹽販賣。

　　鹽引制度不僅對食鹽銷售、消費作出計劃性安排，還向各産鹽縣分配生産配額，一些産鹽縣或因為技術落後或囿于效率低下或實在無法提高産量，根本無法完成引額，或者更尷尬的是，生産出的低劣食鹽賣不出去。明清時期，四川的富順、榮縣、犍為三縣就從不再産鹽的其他鹽場接手了更多引額。食鹽這個歷來受到國家嚴格管制的産業領域，因此開始出現中國古代少有的産業垂直整合，鹽商熱衷於進一步改進鑿井、汲鹵等技術，並更廣泛利用鹽井中分離出的天然氣煎燒鹽鍋。自流井和貢井成為中國南方最大的工業基地，取二地地名首字，則有了自貢。

　　自貢鹽業企業有賴於貿易流傳和高資本運轉，也因此促成了瀘州的航運轉運能力提升、重慶孕育出更多的金融投資企業。更先進、更趨專業化的技術，垂直整合的生産流程，資本的注入，貿易的舒暢，讓自貢的食鹽産品不斷擴大市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切斷了湖廣市場與淮鹽的供應路線，自貢食鹽順勢挺進，佔領了這一市場。

　　美國著名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東亞語言係和文化係教授、美國教育部東亞國家資源中心主任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評價認為，自貢鹽業之所以得以興起，是因為把握了組織和技術創新，從而成功降低風險、合併資源、保護資産、抓住市場機遇並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曾小萍所著的《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一書最近被江蘇人民出版社引進出版，是廣受歡迎的“鳳凰文庫海外中國研究系列”叢書的最新一冊，記述了自貢食鹽企業這樣一個中國最早的私人高資本、高生産能力工業企業的百年興衰。

　　曾小萍認為，自貢鹽場的歷史，一定程度上證明中國古代特別是清朝的經濟政策具有一定開放性，既沒有限制資本和工人的流動，也沒有限制批發商和製造商的企業家活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因為清朝之前的歷代，川鹽在全國無論是産量，還是聚集水準都不夠突出，這使得自貢鹽業獲得了更為寬鬆的發展環境，而當清朝滅亡後，自貢鹽業開始轉向衰敗，企業主被迫向各路軍閥繳納鉅額費用以免除騷擾，而國內動亂環境也抑制了資本和人員的流動。

　　《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首先介紹了晚清自貢鹽業的投資結構。19世紀之初，自貢鹽業仍主要體現為土地與少量資本的結合，而後投資結構從租佃權到股權發展，主導鹽業發展的勢力從地主變成了資本家、投資者，書中以大量清代的租約、投資契約文本為基礎，對投資關係的變化給予了深入剖析。

　　在自貢，為生産食鹽而形成的採掘合夥關係，為適應技術進步、産量提升及貿易行銷網路擴大等，而逐漸擴大為鹽業工業家集團，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食鹽産業。20世紀初自貢鹽業還出現了一種統稱為“大關”的管理組織，負責協調合夥制企業中的矛盾以及存在競爭關係、交叉利益關係的利益群體矛盾。曾小萍指出，以大家族為基礎的鹽業商號的成長，利用了很早進入鹽場掌握大量鹽井資源的優勢，也從太平天國之後川鹽市場迅速發展及銷售地界擴大中獲利，從而獲得鉅額利潤，這些獲利被用來投資輔助産業、行銷以及鹵和氣資源的一體化，演化出垂直整合的雛形。這本書分別介紹了李王胡顏四大鹽業家族的興衰歷程，重點分析了這些大家族商號走向垂直整合的過程以及為此採取的資産管理、運營管理模式。

　　自貢鹽業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走向繁榮，有效帶動了這一時期四川地區的城市化。鹽業是四川勞工除農業之外的最大僱主，自貢因此吸引了四川盆地各市縣，甚至遠至貴州、湖廣等省份的勞工。自貢鹽業在當時已經實現了勞力的專業分工與技術的專門化，還催生了初級形態的勞工組織。

　　《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書仲介紹了太平天國之後，川鹽與淮鹽爭奪湖廣市場的過程。淮鹽輸送到湖廣市場的通道在太平天國之後被恢復，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為了確保淮鹽利益，要求強行關閉四川鹽井並限制川鹽銷售。此舉受到了清政府四川總督吳棠的強烈反對，有趣的是，吳棠列出的反對理由既包括關閉四川鹽井會減少朝廷稅收，還認為曾國藩的建議純屬政府無理干預市場。曾國藩的高徒、湖廣總督李鴻章同樣不贊同查禁川鹽，他則指出了另一項可能的影響，即關閉四川鹽井，將造成大批經過了産業化分工訓練的勞動力失業。李鴻章主張讓消費者自己選擇購買川鹽或者淮鹽。儘管曾國藩因其對清廷中樞更大的影響力，而成功恢復了淮鹽輸送湖廣的更多配額，但市場反應顯然是有利於川鹽的，超出朝廷配額的需求，將以私鹽方式輸送到湖廣，這説明市場力量已經超過了朝廷威權。

　　進入民國時期，自貢鹽業開始走向衰落。儘管清政府倒臺，讓過去的管制機構和政策被取消，鹽業企業開始建立自治機構，但四川及周邊省份軍閥都將鹽場作為軍費的最重要來源，除了合法稅收，還要另行攤派。書中記述，“（自貢鹽場）最初是由滇軍佔領，接著被川軍佔領，又被二者的聯軍佔領，後川軍內部各派別又爭奪不止，自貢的商人經歷了軍閥的種種劣跡，從勒索、綁票，到強徵特別稅，到公然搶劫鎮上的店舖和會館”。政治不穩定的最主要影響是，重慶的資本流向了獲得列強保護的上海，這使得自貢鹽業融資面臨無法克服的困難；而軍閥林立更使得川鹽外銷會被重重徵收稅費，這削弱了相比淮鹽等其他省份食鹽産品的競爭力。最後，在國民政府全面建立起官運商銷制度後，鹽業企業的垂直整合體系已經被打破，不可抑制地滑向凋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