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但全球經濟依然並不平靜，各類潛在風險相互交織，並折射出全球經濟的四大顯著特點。

　　全球經濟呈現四大顯著特點

　　其一，全球經濟仍難以擺脫深度調整壓力，全球經濟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

　　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於預期，産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同時，由於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産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

　　相比之下，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佈的全球貿易增長最新預測，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1%和4%，遠遠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準。而各大國際組織也很可能再次高估全球經濟增速。實際上，2014年已經不是第一次高估經濟增速了，IMF對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從2011年以來基本上都是高估的，專門負責美國經濟預測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更是從2007年以來每一年下調對潛在産出的估計，這是非常罕見的。基本上，高估經濟增速是全球群體性的失誤，這很可能預示著潛在經濟增速下降將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常態”。

　　其二，大宗商品繁榮週期結束引發價格危機。

　　2014年以來，由於供過於求拖累價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5%左右，這也是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達到峰值後連續第三年出現下滑。

　　特別是隨著美國頁巖油産出超過OPEC的閒置産能，原油市場的定價機制將主要由美國頁巖油的邊際成本所決定。美國頁巖油生産增加正在給全球能源流動産生深遠的影響，並削弱OPEC的定價能力。在全球能源供應過剩和“三國殺”式國際博弈中，國際油價更是顯現自由落體式的下落，較2014年6月高位跌幅48%，創五年來新低。而由此觸發的大宗商品暴跌浪潮，無疑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事件。

　　其三，各國經濟復蘇格局分化加劇多重風險。

　　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兩大板塊經濟復蘇態勢不平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通過三輪QE釋放流動性，壓低國債收益率，推升房市股市價格、並通過財富效應促進經濟增長。頁巖油技術革新帶來的原油生産放量也導致其能源進口依賴度下降，貿易逆差收窄使美國經濟走上穩健復蘇的軌道。2014年3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上調至5.0%，創下了過去11年以來之最，10月份失業率回落至5.8%，為6年來新低。歐元區和歐盟三季度GDP環比增長0.2%和0.3%，雖然比二季度稍有改善，但仍處於衰退邊緣，歐洲經濟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貨幣週期驅動，內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日本經濟季度環比大幅萎縮了7.1%，“安倍經濟學”幾乎宣佈破産。

　　世界各國走勢分化、結構分化、週期分化導致政策進一步分化。美聯儲退出量寬、美元步入升值週期，以及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意味著資金在各個經濟體中出現“大進大出”的壓力將增大，將會導致全球金融資産價格發生變化，加劇市場波動率以及多重經濟金融風險發生。

　　其四，全球經濟失衡狀況逐步有所減弱。

　　近兩年，發達國家減少經常項目赤字，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通過提高國內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來減少經常項目順差，逐步將經濟增長的源泉從出口轉移到國內需求上。以國際收支賬戶為主要特徵的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失衡已由2006年的峰值縮小了1／3以上。但由於發達經濟體仍舊在全球需求中佔相當大的比重，所以外部需求疲軟會影響到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那些以出口為經濟增長動力的經濟體。

　　展望2015年，全球經濟整體仍將緩慢弱勢復蘇。聯合國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1%。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2015年全球貿易量將增長4%。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5年全球跨國投資規模將從2014年的1.6萬億美元擴大到1.7萬億美元。

　　全球經濟格局受制于三大變數

　　2015年全球經濟格局受制于三大變數。

　　一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下跌導致全球性通縮風險。疲弱的需求、龐大的庫存將導致2015年大宗商品價格、國際油價仍難以擺脫持續走低的局面。

　　二是美元已經進入強勢週期，不僅會加速資本外逃，也將進一步打壓經濟，使許多以美元計價的新興經濟體海外債務風險上升，並推升全球融資成本。美聯儲每一輪QE的退出都會對新興市場帶來巨大衝擊，特別是那些具有雙赤字、外部融資依賴度高的經濟體，容易遭受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的風險。

　　三是新興經濟體“回溢效應”風險突出。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均受到內部結構調整滯後的困擾。作為趕超型經濟，新興經濟體大都採取的是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數量擴張的“要素驅動型”模式。20年前，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依靠全球分工體系深化帶動的增長創造出規模巨大的全球化紅利。而2008年以來的全球深層次調整還將延續，這與新興經濟體國內工業産能過剩、産出缺口不足將同時並存。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和各國貿易聯繫的不斷加強，新興經濟體的“回溢效應”或將更加顯著，正普遍面臨著因為增長放緩從而倒逼國內改革的重要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