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工業經濟正走向一個速度趨緩、結構趨優的“新常態”。這個過程也正是中國步入工業化後期的階段，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産能過剩、産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第三次工業革命”三方面帶來的問題。面對新挑戰，我們要做的是增加工業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這一過程中，關鍵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這一“原動力”。

　　經過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後期，經濟面臨從高速增長常態到中高速增長常態的階段性轉換。在這种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大背景下，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工業，將呈現怎樣的發展態勢？新常態下，推動工業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又是什麼？這些問題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工業化進程及現代化事業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工業發展步入新階段

　　工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近兩年來工業運作一定程度呈現工業增速趨緩、工業結構趨優新特徵，顯現出走向工業經濟新常態的階段性變化的跡象。

　　其一，我國工業增速持續回落，但有逐步趨穩的態勢。自2010年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長達19.7%後，我國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2014年前3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降至8.5%。

　　其二，工業投資增速明顯回落，而投資結構初步呈現優化態勢。近年來，在工業投資明顯回落過程中，投資結構呈現優化的態勢，比如，製造業投資增長遠遠高於採礦業投資增長。從製造業內部看，高科技行業投資增長較快，而傳統製造業行業投資增速下滑；工業技術改造投資保持高速增長，這對企業核心研發能力提升、國內外先進節能節水等技術推廣、工業企業能源資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消費需求增速平穩下降，而消費結構開始加快升級。201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進一步趨緩，這意味著我國工業産品消費需求增速逐步下降。但與此同時，消費結構也在加快升級。一方面表現為，農村消費繼續快速增長、城鄉消費差距呈現縮小態勢；另一方面表現為，中西部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快於東部地區、區域消費差距逐步縮小。此外，消費方式呈現多樣化趨勢，資訊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增長較快，已成為工業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其四，工業出口增長處於低水準，但呈現“V”型增長和貿易結構優化的態勢。近年來，我國貿易方式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工業出口結構進一步優化，機電産品和高技術産品出口增長遠遠高於全部工業品出口增長；二是加工貿易出口額比重不斷下降；三是貿易主體日益多元化，內資企業出口競爭力逐步提升。另外，中西部出口明顯增快，進出口市場分佈日趨多元，以上海自貿區、內陸沿邊開放為代表的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都呈現出貿易結構優化的態勢。

　　其五，服務業産值比例超過工業，工業産業結構不斷優化。無論是從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看，還是從産業結構高級化趨勢看，2013年服務業産值比例首次超越工業産值比例，這既在一定程度表明瞭我國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從工業産業內部結構變化看，高加工度化趨勢明顯，技術密集型産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迅速。工業中的原材料行業、裝備製造業和消費品行業中，裝備製造業增長迅速；近年來高技術産業增速一直高於工業平均增速；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産業、生物制藥、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發展尤為迅速，産業化程度不斷加快。

　　其六，東中西部工業區域結構趨向平衡，東部地區工業率先呈現企穩態勢。近年來，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準差距正逐步縮小。從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看，2005年以來總體上維持“東慢西快”的格局。雖然總體上2010年以後各地區工業增速普遍出現下降，2011年西部仍比東部高出9.7個百分點，2012年高出4.8個百分點，2013年高出1.6個百分點。從産業結構上看，中、西部地區在原煤、天然氣、電力等能源工業品一直佔有優勢，近年微型電腦、積體電路等高技術産品也有不俗表現，表明中西部地區工業結構不斷升級。

　　其七，工業企業盈利能力大體保持穩定，工業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提升。隨著工業增速逐漸放緩，企業經濟效益指標增幅總體有所回落。但2013年後，工業企業盈利能力逐步趨穩，特別是我國工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這不僅表現在研發投入和科技産出數量方面的大幅提高，更為關鍵的是，一些重點領域先進和核心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比如2013年，醫藥行業1.1類新藥臨床申報數量不斷增加，電子資訊行業有55奈米相變存儲技術、高性能圖像感測器晶片等突破。

　　增強工業增長新動力

　　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步入工業化後期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該階段往往是曲折和極富挑戰性的。在這一過程中，關鍵要防止兩方面風險，一是“失速風險”。工業增速不能夠穩定在現有的水準，而是不斷下滑，滑出可以接受的底線，從而誘發經濟危機；二是“失調風險”。工業經濟結構得不到優化，工業發展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挑戰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和應對，比如，産能過剩問題不能有效化解，産業結構轉型升級難以實現，環境與資源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業發展方式不能轉變，無法適應“第三次工業革命”趨勢，等等，這最終影響到工業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無論是“失速風險”，還是“失調風險”，都表明在新的工業發展階段原有工業增長動力無法適應新的發展形勢要求。面對“失速風險”，需培育新的增長動力，例如積極培育戰略性新型産業；面對“失調風險”，需轉化動力機制，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為了避免潛在風險轉化為現實危機，我國需要促進工業動力機制轉換和培育工業增長新動力。但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現階段制約我國工業增長動力轉換的體制機制障礙還比較多。因此，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就成為新時期我國工業增長動力機制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圍繞這個核心，各項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積極有序地推進，將為新階段我國工業發展提供充沛的動力源。

　　第一，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充分激發了各類所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強化了中國工業創新發展動力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産權制度。這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産權基礎，極大地調動了市場經濟各方創造積極性。長期以來，國有經濟在眾多重要工業領域佔據主導地位，隨著改革的深入，混合所有制經濟將主導這些工業領域，這些領域具有了更加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動力機制。

　　第二，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要素市場，能夠極大地完善工業發展環境。

　　第三，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産業政策體系和合理的稅收負擔。

　　第四，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和我國工業發展的重要拉動力。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大的結構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我國進入工業化後期，城鎮化對工業增長的拉動力量變得十分重要。在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係中，工業發展空間巨大。

　　第五，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倒逼我國工業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為我國工業發展既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又提出了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的要求。在國內市場國際化、國際市場國內化的開放經濟新格局中，我國工業需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從而實現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

　　第六，推進教育、科研等社會事業領域的改革創新，促進生産性服務業與工業的協調發展。工業化後期是科研、教育、醫療等服務業快速發展的階段，這些行業直接關係到民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領域，且大多屬於生産性服務行業，對促進工業轉型升級和品質提升具有重要的支撐意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這不僅有利於民生保障和改善，還有利於工業技術創新體制機制完善，增強工業創新驅動力。

　　第七，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促進工業增長和工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面對經濟發展中的資源與環境約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這既對工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又為環保和節能産業創造出巨大的市場空間。作為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環保和節能産業將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又是新時期我國工業增長重要的支撐。

　　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後期，我國工業發展的關鍵任務是提高工業現代化水準，促進我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全面深化改革為我國在新時期工業發展提供了新動力源，由此揭開了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工業發展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