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評

　　29日17時40分，深圳市政府突然發佈《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實行小汽車增量調控管理的通告》，宣告深圳成我國第八個實施機動車“限牌令”的城市。而其“突擊限牌”的做法，引發不小爭議。

　　突襲限牌：誰給了封堵4S店的權力

　　當地人大常委會同意“迅速實施”，並不意味著可以政策“突襲”；而對4S店強制封門，也有濫用行政強制之嫌。

　　深圳採取汽車限牌政策，本身並不新鮮，它引發熱議，是因當地“突襲”時間之快、來勢之猛前所未有。套用時下流行的“任性體”，它也算是“有權就是任性”的寫照。只不過，它讓部分人瞬間“不明不白”買不到車的同時，也讓相關部門付出了“看不見的”公信力代價，而後者恰是政府賴以良好運作的內在要求。

　　政府的公信源於公民信服和認同，這也是強調政府依法行政的核心要義。縱觀深圳此次“突襲限牌”，姑且不論限牌的實體合法性，從程式上講它不乏可詬病之處。國務院《關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作出重大決策前要廣泛聽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見，意見採納情況及其理由要以適當形式反饋或者公佈。廣東省也有相應的重大決策程式規定要求。深圳市規定的更細，2013年專門制定規定要求涉及面廣、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行政決策，納入聽證目錄。

　　遺憾的是，這些在“突襲限牌”中並無體現。更令人錯愕的是，當地相關負責人“如果限牌一定廣泛聽取意見”之類的承諾言猶在耳，限牌政策就在悄無聲息中強力落地了。

　　有關部門回應輿論質疑時，説人大常委會同意“採取迅速實施增量調控的措施”。按照常理，一項重大涉民生政策提請人大常委會審查，須經過主任會議討論、常委會會議審議、表決通過等程式環節，這些環節都不應是秘密的。而且人大常委會同意“迅速實施”，也不意味著可以政策“突襲”。

　　還有，限牌消息宣佈後，當地就出動大批警力對多家4S店採取封門措施，並封鎖POS機和稅控機，切割車輛買賣者之間的物理接觸。這也讓人生疑：誰給了其強力封堵4S店大門的權力？按《行政強制法》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需要有法定的條件和程式。在沒違法事實和行為的前提下，4S店的合法經營權利應當且必須得到保障。或許當地有關部門會説，是為有效預防搶購造成的人員聚集和不安全因素。可這預設了不當前提：絕大多數4S店並非不服從行政命令的經營者，加之採取一定的監控技術手段，完全可防止鑽“空子”問題。

　　由此觀之，深圳“突襲限牌”再次説明“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而建設法治政府，當強調法之必行，注重法治觀念對每個細節的滲透。 □通惠凡人（法律工作者）

　　問題不在突襲，在失信

　　從效果導向看，“突襲”是實行限牌的不二選擇。而深圳限牌，問題其實也不在突襲，而在有關部門的失信已失去底線。

　　“突襲限牌”引發軒然大波後，深圳市官方連夜公佈原因：若提前公開限牌措施，極可能引發集中搶購，既造成車輛劇增、增加擁堵，又引發社會不穩定，使限牌政策大打折扣。解釋來得挺及時，卻依舊沒有紓解輿論場中的質疑情緒與吐槽表達。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此前某些地方推出限行、限購時的“半夜雞叫”的模式，已令公眾異常生厭。也正源於此，江蘇就曾對限購明確規定，限購須公開徵求公眾意見、由同級人大常委會審議、提前30天向社會公告。

　　但現實地看待“突襲限購”，深圳方面的解釋不無道理。如果不趕時間，勢必在政策落地前引發市民集中搶購，從而導致車輛劇增，那限牌令就成了政策“促銷令”，限牌除了刺激恐慌性消費之外，還有什麼現實意義可言？一定程度上可以説，從效果導向看，若要搞限牌就該注重政策保密性，“突襲”是不二選擇。

　　本質上，深圳限牌問題不在突襲，而在有關部門的失信。此前深圳有關方面曾多次承諾，“對私家車不限行不限購”“絕對不會搞突然襲擊”。如果真要實行限牌，何必話説得這麼滿？就算説“暫時不知會否限牌”，也好過事後被打臉。如今，限牌令“連累”當地政府部門的聲譽，讓背棄承諾成了其公共形象上的一道硬傷。如果説，“再也不相信愛情了”尚有調侃與自嘲的意味，那“再也不相信不突襲了”，則會讓行政公信滑入荒蕪地帶。

　　“突襲限牌”還關涉到一個命題：納入法治框架中的城市管理，應首先看重行政調控的效果，還是公共政策的程式公正，抑或是在二者間作出審慎權衡？這值得探討：很多人就認為，實用主義不能替代依法行政，程式不應給成效讓路。這尚待商榷，但毫無疑問，即便要“突襲限牌”也不能翻手為雲覆手雨。

　　像深圳的相關做法，就失去了底線：“先辟謠後坐實”，戲弄了民意，也自毀了公信，其惡性示範不可小覷。

　　説到底，深圳限牌問題上，吐槽突襲是立錯了靶子，該吐槽的是對程式與民意價值分量的罔顧。而基於限牌帶來的條件反射式輿論反響，地方政府推行汽車限牌尤須慎之又慎。有專家表示，目前立法法修正草案尚未獲得通過，部分地方可能集中限購、限行。深圳因限牌陷入如潮的口水中，無疑值得其他地方引為鏡鑒與深思。 □燕農（高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