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一：三大因素擠壓居民收入

　　著名經濟學家、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在題為《經濟下行的擠壓性原因》的演講中表示，當前的經濟下行是很多原因綜合造成的。除了人口增速放緩、服務貿易不平衡、産業資金轉移等原因外，他認為就收入端而言，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三大塊對民營經濟和居民收入的擠壓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他表示，以公開數據為例，1995年的時候，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三家只分配了國民收入的16.6%。但是到了2013年，政府、銀行和國企這三個部門分配了44%，其中政府為38%左右。通過細緻算政府所有收入，其中有兩大項，一個是土地出讓金，第二個社會保險金。

　　再看銀行，銀行利差從1995年開始擴大，目前在3個百分點，而同期許多發達國家的利差只有1個百分點。高利差給銀行帶來了鉅額的無風險收入。

　　第三，國有企業層面。十多年前，國有企業利潤很低，甚至好幾個年份都是虧損。但到了2013年，利潤就高達19000億元。

　　也就是説，把上述三項，即國企收入、銀行收入和政府收入加起來，我們會發現其在國民總收入中的佔比一直是上升的：1995年只佔國民收入的16.66%，到了2013年達到44.14%。換言之，這種收入上的不平衡實際上有所惡化。

　　他建議，改善收入分配，並不是説政府先多收稅再進行分配，而是要鼓勵創業，鼓勵創造分配財富，擴大收入，通過這個改善收入分配。

　　【時報點評】都知道，經濟學有個擠出效應（Crowding OutEffect），説白了，就是指一個相對平面的市場上，由於供應、需求有新的增加，導致部分資金從原來的預支中擠出，而流入到新的市場中。周天勇所言擠壓性原因，其實質就是擠出效應，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從國民總收入中佔據了太大的部分，導致居民和非國有實體經濟的所得在事實上減少，這也是導致經濟活力不足的原因。值得深思。

　　觀點二：非國有實體經濟收入佔比持續下降

　　周天勇表示，根據測算，非國有經濟在2005年時佔比為21.13%，2010年14.4%，2013年10.04%。這樣一看，非國有實體經濟佔國民收入中的分配下降比較嚴重。那麼，剩下的誰分了呢？就是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以銀行、國企、民營企業為例，銀行職工人數除以凈利潤是遠遠領先。跟在其後的是國有企業，到了非國有實體經濟手裏，其每人平均利潤就變得非常少。我們一直在講要提振消費，消費是基於收入的，如果為數眾多的非國有實體經濟人群收入持續下滑，那麼就談不上提升消費了。

　　【時報點評】不否認近年來非國有實體經濟的增量部分獲得了長足發展。但統計數字卻告訴我們，在整個經濟大盤子中，銀行和國企的佔比卻居高不下。事實上，上述二者吸納就業的人數是遠低於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如果這一龐大的群體收入沒有實質性上升，我們的消費升級的國策就無法得到真正的實現。

　　觀點三：企業減負效果不顯著

　　周天勇表示，他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有財稅部門發起的官方調研結果企業家普遍認為稅費下降明顯，因此還有增稅空間。而另一項針對企業家的調研顯示，在稅收方面企業普遍認為稅收明顯減少的只有0.4%，有所減少為0.7%，有所增加佔44.7%，顯著增加16.3%。此外，在行政事業收費，認為明顯減少是1.3%，有所減少是1.9%。

　　在他看來，雖然不能認定誰對誰錯，但從實際觀察來看，企業在稅費負擔方面是有所加重的。

　　【時報點評】我們希望企業能夠真正減負，特別是在中央三令五申減少企業負擔的情況下。但從實際觀察而言，企業的實際感受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報告似乎不太一致。雖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但我們相信總有某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希望的是，這個“節點”能被儘早打破，讓企業真正感受到政策的春風，放下包袱，輕鬆前行！

　　觀點四：減稅清費讓企業喘口氣！

　　周天勇認為，目前企業經營環境仍然不樂觀。的確，一些行政部門不敢向企業吃拿卡要了，同樣，他們也不給辦事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在強調清理一些行政審批權。真正清理的，總是一些多年用不著的權力，關鍵性的權力還是不願意清。用大白話説就是“清理些沒用的審批權，能用的審批權或者是實惠的審批權，變個像還是繼續保留。”

　　周天勇表示，解決企業的現實困難，有很多路徑，但歸根結底就是要讓休養生息。要把稅降下來，把費清掉。他建議，應該對企業徹底實行負面清單管理，破除壟斷，允許做的都可以大膽去做。此外，要對一些特殊行業的準入門檻進行研究。

　　【時報點評】經濟學講“租”和“尋租”。説白了，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妨礙了市場競爭的作用，從而創造了少數有特權者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這就是設“租”。而根據經濟學家J·布坎南和A·克魯格的論述，這種超額收入被稱為“租金”（，謀求這種權力以獲得租金的活動，被稱作“尋租活動”，俗稱“尋租”。很顯然，一些政府部門儘管不太會用經濟學指導企業工作，但很懂得如何對企業設租、如何尋租。我們希望，通過制度變革，讓設租空間越來越小，讓尋租行為得到懲罰，只有這樣，企業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觀點五：債務負擔過重積極財政空間有限

　　在周天勇看來，由於政府的實際債務負擔加重，因此從表面上看有很多錢可以去投資基礎設施，但從金融角度而言，風險已經在加大。換言之，積極財政政策的發揮空間有限。

　　他表示，實際上，我們的政府負債率並不低。2013年6月，中央債務和地方債務審計署審計出來21萬億元，這還不算一些瞞報、漏報的。此外，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在中央銀行負債表上，如果加上這一塊，實際數字則會上升很多。因此，在他看來，政府不可能再像2008年那樣做大規模借貸。此外，考慮到房地産市場的實際情況，地方債的發行其空間也並不太大。

　　【時報點評】道德風險是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經濟哲學範疇的概念，當簽約一方不完全承擔風險後果時所採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道德風險亦稱道德危機。通常由資訊不對稱問題引起的。

　　杠桿率過高，這正是歐美經濟危機的深刻根源之一。而現在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拉大杠桿率，通過高額負債來拉動經濟。這將會埋下巨大的危機伏筆。企業有道德風險，而作為週期換屆的地方政府，亦存在道德風險。如何嚴控道德風險，讓區域經濟理性發展，這是未來一道深刻的課題。

　　觀點六：重啟城市化讓農民進縣城

　　針對上述問題，周天勇認為並非沒有解決方案。他表示，以房地産為例算一筆賬，房子那麼多，2.6億套存量商品房，刨掉農民的以外，1.4億戶城市居民，13%租房。拿剩下的房子一除，平均都是幾套。因此，除了一些特大型城市外，房地産投資的動力明顯不足。我們最近提了一個建議，能不能重新啟動壓低地價，讓農民進縣城？就是人進，房進，這才能真正解決城市化中遇到的現實問題。

　　【時報點評】重啟城市化，這是一道新的課題。實際上，周天勇所言重啟城市化，正是在當下一些地方“偽城市化”的破解之道。偽城市化，説白了就是鄉村水泥化，最重要的人沒有城市化。只有讓人通過醫療、教育、社保等完成城市化，才能談到真正的城市化率。盲目擠進大城市顯然不是最好的選擇，而只有讓縣鄉鎮城市化，才能實現大中國的城市化。

　　觀點七：保護民營企業需要“打蒼蠅”

　　周天勇呼籲，保護民營企業權益，就是要保持一個健康乾淨的營商環境。他呼籲要多為民營企業“打蒼蠅”，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他舉例説，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門自身涉嫌違法，在嫌疑人未被認定的時候就開始拍賣所有人企業的資産，這種做法只能讓其他民營企業退避三舍。

　　他呼籲，反腐應當從打老虎轉向蒼蠅，他説，企業普遍反映“蒼蠅”太厲害。企業每天面對各個環節的“蒼蠅”騷擾，要嚴厲打擊各種“蒼蠅”對企業的侵害。只有這樣才能讓企業在乾淨的環境中健康發展。

　　【時報點評】老虎固然可惡，但蒼蠅更加噁心。企業不可能每天面對老虎，但總會遇到蒼蠅。如果被大量的蒼蠅糾纏，那麼所有的發展氛圍都被嚴重破壞。為此，反腐從打蒼蠅之所才能夠獲得企業家們熱烈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