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經濟發展新常態不僅定義了中國經濟新階段的新特徵，其重要意義還在於指出了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是適應“新常態”的關鍵，這對我們更好地應對增速換擋期的新挑戰有著重要意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投資、出口、生産、要素的稟賦、市場、資源約束、風險和宏觀調控九個趨勢性變化定義了新常態，把握了中國未來發展新階段的基本特徵。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從規模擴張向高效均衡發展階段的轉換過程，它具有明確的轉換方向、時間和轉換中所具有的持續結構性改革和政策性調整特徵。

　　一

　　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到了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有著明顯的結構性加速向著結構性減速轉換的特徵。趕超過程中的結構性加速因素，如人口紅利，二元經濟下的廉價勞動力，政府産業政策干預下的工業化發展，全球大繁榮帶來的需求等積極因素逐步結束，結構性加速因素變成了減速因素，只有體制與結構性改革才能改變原有的增長方式，向著經濟增長新階段轉換。

　　這一轉換過程必然伴隨著：持續的經濟結構調整，這一結構調整已經不是原有意義上的一二三産業的比重高低調整了，而是更為廣泛的經濟結構的調整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意義首先在於如何重振內需，即通過內需拉動中國經濟；其次內需調整過程中不斷提升消費需求比重，其重要的內容就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第三，進行現代産業部門的優化轉型升級，促進現代産業部門持續提升産業效率，而不是簡單地關注産業結構比例；第四，區域結構調整將以跨行政區劃進行城市群的發展為新帶動，如京津冀經濟圈、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等，超大城市群等跨行政區劃的區域空間佈局啟動，為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發展空間。

　　提高要素供給品質成為提高競爭力的新常態。低成本土地、低工資勞動力、低環保成本、低稅收成本等低成本的要素供給推動規模化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國依靠壓低土地成本、勞動成本和環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優勢將逐漸消失，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者應該來自全要素生産率和人力資本的提升。通過提高要素供給品質和配置效率才能持續改進中國的競爭力，這也要求改革要素的供給與配置機制，只有市場化改革才能改善供給機制和激勵要素供給品質提高，才能有效推動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

　　全面深化改革成為新常態的關鍵。傳統趕超過程中過度依賴於政府配置資源的模式讓位於市場配置資源，打破政府干預配置資源成為改革的一條紅線，這裡包括大量的改革內容，如要素價格調整，國企改革，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事業單位分類改革，農村土地改革等多方面，這些改革將成為現階段最為重要促進經濟高效均衡發展轉型的核心內容。

　　中國經濟轉向“新常態”包含了明確的轉換方向、時間和持續改革三個方面。轉換的方向就是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益型集約型增長。

　　一是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部門的過渡，農業部門的勞動效率與現代部門的勞動效率一致，實現城鄉一體化，經濟結構調整更主要依靠市場進行“出清”調整。我國當前完成了産業結構增加值的現代化轉化，但沒有完成就業配置現代化的轉化，農村部門就業仍佔30%，很多農民完成了職業轉換，但沒有完成身份轉換，中國仍處在中國二元結構轉化過程中。

　　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還沒有完全成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狀態。改革仍然是這一階段重中之重的任務。

　　三是經濟增長貢獻來自於全要素生産率提高和人力資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斷遞增的投入。當前我國經濟增長中最大的問題是全要素生産率貢獻的不斷下降，人力資源錯配，大量優質人力資源向非市場部門集中，這難以形成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源優化配置。解決好技術進步激勵機制與人力資本的配置機制才能完成生産方式的轉變。

　　上述三個方面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轉換，體制改革、結構調整和政策激勵是重要的方面。“新常態”轉向真正的新階段，需要自我的不斷改革和結構調整。

　　二

　　我國經濟“新常態”的一個要義就是利用好經濟減速時期進行最為積極地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稱之為“減速治理”。只有利用減速壓力推動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長階段。我國經濟進入到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是最佳的“減速治理”時期，通過體制改革和結構性調整，在增速換擋期過程中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

　　從理論上講經濟增長減速是經濟體的一次大的“清潔”，熊彼特稱為“清潔機制”，即淘汰落後企業，推動創新企業發展，但這一理論機制在現實中難以完成，特別是亞洲國家，在趕超過程中，政府支援的項目或企業都不願意被清潔，反而抗拒減速清潔，形成所謂政府支援的“僵屍”企業，將創新企業所需資源吸入，而減低了創新活力。因此減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減速”重建新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增長機制。南韓就是一個“減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進行了結構性改革，成為一個近乎完全開放的經濟體。在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中，不僅可以增加勞動力市場彈性，降低創新的勞動力成本，而且能夠激勵包括新建中小企業在內的不同規模企業參與技術進步，從而為創新外溢效應的發揮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的“減速治理”包含著市場化改革和現有存量的結構性調整，而且在宏觀政策上要有足夠的定力，讓減速成為一個“清潔機制”清理“僵屍”企業，鼓勵創新，為新體制建設鋪路。

　　首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長期通過“支援”的干預資源配置機制，讓市場進行配置，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轉變的關鍵在於，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轉變職能，切實簡政放權，政企分開；二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促進我國統一市場儘快形成，重點解決更高層次的開放即要素市場的開放問題。解決在資本市場、人員流動、基礎設施、資訊等領域的割裂問題；三是打破“條塊分割”的現狀，縱向和橫向的行政干預形成的條塊分割影響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使得區域間貿易量減少或者萎縮，分工無法深化，創新難以外溢；四是強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標準體系和法規來規範市場經濟秩序。

　　其次，存量釋放，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推動服務業發展。當前服務業發展很快，但多為效率較低的行業，製造業與服務業勞動生産率相差一倍以上，因此要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推動服務業發展。

　　三是推進金融改革，積極應對國際經濟和政策週期不同步對中國衝擊。當前，我國經濟將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進程，但同時風險也在加大，而中美經濟週期和政策激勵不同步等問題會帶來衝擊，因此金融改革的同時防範金融風險和穩定人民幣幣值成為重要的政策。

　　總而言之，減速治理關鍵仍需要宏微觀雙重努力，宏觀政策要有足夠的定力，容忍經濟減速，要將宏觀政策激勵與體制改革相結合，宏觀政策的重點在於化解金融財政風險。微觀則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調整，儘快轉向高效均衡的增長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