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2月21日電（新華社記者易淩 孟含琪 姜瀟）農永光幾乎從來不戴口罩。作為一名天天跟霧霾打交道的科研人員，對於戴口罩這個網路上流傳的“帝都秋冬生存手冊”的頭條，他頗不以為意，“一是不習慣，二是覺得沒必要談霾色變”。

　　33歲的農永光是中國科技部“大氣細顆粒物化學成分線上監測設備研製與應用示範”項目組的主要科研人員之一。

　　這個去年秋天啟動的項目聚集了300多位大氣監測和治理、計量與監測、儀器儀錶製造等領域的專業人員——既有中國大氣監測領域兩個院士之一的魏復盛，也不乏農永光這樣的“80後”。

　　“我們一要實現ＰＭ2．5成分監測儀器‘中國造’，還要制定首個國家ＰＭ2．5的成分監測標準。有了這些，大眾可以了解霧霾的毒性；政府也可以根據最高成分及周圍的地理、氣象條件判斷出污染源，從而源頭控霾。”農永光説。

　　中節能六合天融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位於京郊實驗室裏放著農永光和同事製作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原理樣機，其中的核心繫統之一——熱光爐是個微波爐大小的黑匣子。

　　“這些樣機從材料到技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國産的。”農永光對自己的勞動成果頗為自豪，“為了它，實驗初期連做夢都是數據。”

　　過去一年，“霧霾”是農永光生活工作的主題。但事實上，和大多數人一樣，他第一次聽説ＰＭ2．5是三年前。

　　那時，農永光到北京工作不到一年，10月一場“和老家不一樣、有點灰的大霧”讓他雖意外卻未深思。直到一位網路大Ｖ發出的“媽呀，有毒害”的微網志讓這場不同尋常的“大霧”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的熱點，他才從隨後的新聞裏知道ＰＭ2．5為“何方妖孽”。

　　在網上的實驗報告中，農永光第一次看到了ＰＭ2．5的樣子。這些只有頭髮絲十分之一大小的物質在顯微鏡下看起來“很醜，有的長得疙疙瘩瘩”，讓他想起了家鄉老荔枝樹上偶爾生出的畸形荔枝的外殼。

　　農永光1981年生於廣西古城桂平的一個鄉村，家鄉碧水青山，是有名的“荔枝之鄉”。至夏，到村頭果園裏摘荔枝，累了躺在樹下乘涼，是他兒時最美好的回憶。彼時的中國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工業建設尚在恢復階段，污染鮮見。

　　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經濟飛速發展的環境後遺症在中國各地陸續顯現。此時的農永光已成為湖南大學的一名應用化學專業的學生。他第一次從課堂上聽説了發生在上海的“光化學煙霧”事件：1995年6月一個悶熱的傍晚，過量排放的汽車尾氣與工業廢氣中的氮氧化物與硫化物，遭遇強紫外線産生了二次污染物，在上海中心城區瀰漫出淡藍色煙霧，身處其中的居民感到眼、鼻、呼吸道受到刺激。

　　“聽上去像是生化戰爭裏的場景。老師講課表情嚴肅，但我依然感覺這離我們很遠。其實跟上海的那次污染事件一樣，霧霾也是典型的二次光化學污染。這一切來得太快了。”農永光説。

　　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國政府投防治霧霾的行動迅速。在2011年那場被稱為“拉開中國空氣污染治理革命”的霧霾發生後一個多月，環保部就把ＰＭ2．5納入了空氣品質監測標準。2012年，治霾成為貫徹落實“十二五規劃”的重要任務。

　　農永光認為，等到手上的科研項目最終完成，政府的努力會更有針對性，效果會更好。“知己知彼嘛。現在老百姓在這方面的認識還有一些誤區”。

　　霧霾的可視性很強，很多人總是把ＰＭ2．5的濃度等同於毒性。“ＰＭ2．5有毒的是它所攜帶的化學物質與微生物病菌，有時天氣看起來不錯，有毒成分卻多。讓公眾能科學正確地看待霧霾也是我搞科研的目的。”他説。

　　每天看著監測數據，農永光認為，隨著國家治霾力度的加強，空氣品質在好轉。“從數據上來看，最嚴重的是去年。今年的連續霧霾天數和監測的數據日均值都低於往年。”農永光打開電腦翻出近幾年的數據補充道。

　　如今，農永光的世界主要是他近20平方米的實驗室，陪伴他的是近30台儀器。親友總期待從他那裏獲得確切的霧霾“機密”，解答類似于“今天霧霾指數多少”“可以帶孩子出門嗎”這樣的問題也已成為他的日常。

　　“我的答案天氣預報上都有。霧霾面前，人人平等。對付它我們不能依賴‘北風君’或者‘雨神’，而需要政府和每個人的努力，科學發展不能是一句空話。”望著自己3歲兒子笑容燦爛的照片，農永光説，“希望他以後看見藍天白雲的機會能多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