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庫，重新定義贍養的含義

　　在北京西交民巷73號，一棟米色小樓前一早就聚集了很多老人，這裡是中華遺囑庫所在地。他們大多80歲上下，安靜地坐在門前兩條長凳上等候，為了這一天，很多老人已經等待了一年之久。

　　這是半月談記者前不久在中華遺囑庫見到的一幕。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共同發起主辦的公益項目“中華遺囑庫”，于2013年3月正式啟動，為60歲以上老年人免費提供辦理遺囑諮詢、登記和保管等服務。中華遺囑庫的出現，帶來了一場深刻的觀念變革。

　　遺囑庫的清晨

　　李善義和老伴兒早早就來到了中華遺囑庫門前排隊等候。雖然已經年近90歲且身患多種慢性疾病，但李大爺依舊十分開朗。李善義老人説，自己上次來已經立好了遺囑，這一回是陪著老伴兒來的。為此，家住大興區的兩位老人還特意包了輛車。

　　“孩子們都不知道。”李善義老人説，家裏有三個兒女，“但我們就一套房子，只能給一個孩子”。李大爺説，二兒子沒有房，跟他們老兩口住一起，雖然另外兩個孩子也很孝順，但條件都比老二好，所以老兩口決定通過立遺囑的方式將房産留給二兒子。

　　像李善義老兩口這樣，為房産分配前來立遺囑的老人不在少數。據統計，中華遺囑庫成立一年多來，已經有3.8萬名年過60歲的老人預約，其中進行遺囑諮詢的有1.4萬人次，已經登記的遺囑有7000余份。

　　自成立以來，遺囑庫門口每天都排滿了老人，還有一些老人因為無法打通預約電話而向市長熱線投訴，經北京市民政局緊急協調，遺囑庫預約電話接入96156北京社區服務熱線，情況才得以緩解。

　　傳統觀念中，立遺囑通常給人“不吉利”的印象，但在這裡等候的老人大多心態平和、坦然。在交流中，他們告訴記者，更好管理自己的財産、表達自己的意願、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是自己前來設立遺囑的目的。

　　在一旁等候的劉建國老人説，自己只有一個兒子，本沒有立遺囑的必要。但由於老伴過世，自己重組了家庭，所以還是決定早點立遺囑。老人説，和現任妻子結婚後，兩人一直住在自己的房子裏，他的兒子在妻子家做“到府女婿”，老伴的兩個孩子住房狀況都比較好，因此希望通過立遺囑，把房産留給自己的兒子。

　　劉建國老人告訴記者，中華遺囑庫提供的一站式和保管保密服務，為立遺囑人省去了很多麻煩。

　　據了解，中華遺囑庫採用專業的登記流程軟體，借助指紋掃描、現場影像、電子掃描、文件存檔和密封保管等方式對遺囑進行嚴格保管，必要時還可以附加律師見證，以確保遺囑的真實性。遺囑登記保管後，遺囑訂立者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修改和更新。

　　老齡化下的遺囑缺失

　　王秀芬是記者採訪當天來得最早的幾位老人之一。其他老人聊起各家兒女時，王秀芬沒有説話。而當被問到為什麼要來立遺囑時，老人突然激動了起來，原本慈祥平和的面容變得有些扭曲，説話音調也很高。

　　王秀芬説，自己有一兒一女，但誰也不養她。老伴去世後，她和另外一個老頭一起生活，生病時還要靠妹妹照顧。王秀芬是背著兒女來的，她有一套房子，想通過立遺囑留給自己的妹妹。

　　王秀芬老人的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華遺囑庫受重視的原因——觀念改變後，用法律手段更好地管理個人和家庭事務，並由專門機構訂立、登記、保管遺囑有著巨大的社會需求。

　　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律師陳凱認為，從情理上看，遺囑並非冷冰冰的，它既是一個人最後意願的體現，也是對家人關愛的延續;從法律上説，中華遺囑庫所倡導的“依法治家”，也有助於減少家庭矛盾以及由此産生的社會治理成本。

　　2014年，北京60歲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達300萬，佔總人口的14.2%，同時，60歲以上老年人口還在以每天約400人的速度增加。而據民政部今年初的統計數字，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佔總人口的14.9%。

　　老齡人口快速增長，但遺囑設立比例卻始終處在低位。以全國公證遺囑備案查詢平臺為例，該平臺自今年1月開通試運作以來，到8月底已存有104萬餘條公證遺囑數據，成為目前世界最大的公證遺囑資訊庫。但這與龐大的老年人口基數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陳凱説，單就北京而言，即使只有10%的老人有訂立遺囑的需求，其總量也將達30萬人，就目前北京其他遺囑服務機構的接待能力而言，填補這一缺口，需要數十年時間。

　　由於生前未立遺囑或遺囑內容形式不規範，導致家庭糾紛甚至對簿公堂的案例並不鮮見。

　　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統計資料顯示，從2007年起，該院受理的財産繼承糾紛案件以每年100多件的數量逐年遞增，2011年已經達到596件，佔家庭糾紛的39%，成為最多發的家庭糾紛案件。據統計，在法院審理的繼承糾紛中，因沒有遺囑而引發的高達73%;在遺囑繼承案件中，有將近60%的遺囑被法院認定為無效遺囑。

　　遺囑庫與觀念變革

　　在中華遺囑庫成立之前，訂立遺囑的過程十分複雜，這也讓很多老人望而卻步。

　　我國法律規定，公證遺囑的法律效力優先於自書遺囑和代書遺囑。然而辦理一份公證遺囑意味著要先表明自己立遺囑的詳細意願，草擬遺囑文稿，之後需要帶著遺囑中涉及的財産證明前往公證部門進行公證，並由公證部門開具介紹信，然後前往醫院開具精神證明。拿到醫院證明後返回公證處，由公證部門證明老人是在“具有自主意識並且自願的情況下”訂立的遺囑。最後還要拿著公證部門的證明將遺囑交給律師，遺囑才算是正式訂立完成。

　　“實際操作起來可能會更複雜，每個環節，比如有多少存款、幾處房産，都需要出具證明，很難想像一個年過60的老人如何獨立完成整個過程。”陳凱説，“這其實也是中華遺囑庫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上午9點整，中華遺囑庫開始辦公，王秀芬排在第一位，在經歷了手寫遺囑、採集指紋、錄影等一系列工作之後，王秀芬領取了一個與護照大小相倣的《遺囑證》。證件封底是立遺囑人的照片和登記資訊，另一頁貼著《遺囑證》專用郵票，空白頁用來記載遺囑的變更資訊。

　　隨後，老人拄著拐杖緩緩走出，消失在小路盡頭。

　　陳凱告訴記者，中華遺囑庫位於朝陽區的第二登記中心前不久已經正式掛牌運作，他們現在還準備開設中華遺囑庫第三中心、第四中心，並把中華遺囑庫辦到上海、廣東去。“遺囑庫運作後，老人發自內心的那種感激，讓我們有些始料未及。”

　　陳凱説，他希望通過遺囑庫，重新定義贍養的含義，讓社會更多關注老年人的內心世界。“傳統觀念認為父母的遺産天經地義歸子女所有，使得很多父母在處理財産時幾乎沒有選擇。”陳凱説，子女很多時候把贍養和獲得財産等同起來，認為贍養了就必須得到財産，或得不到財産就不贍養。贍養是義務，很多老人更傾向於將財産留給關心自己的人，這反映了老年人精神層面的需求。(記者 林苗苗)(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老每人平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