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提前給付競業限制補償金引發的糾紛、破産企業勞動債權的保護、企業高管勞動爭議等新類型案件越來越多，尤其是群體討薪引發陳情、涉勞詐騙等疑難複雜案件，一再引發社會關注。

　　將調解貫穿于勞資糾紛化解的全過程，是工會組織正在探索推廣的新舉措，各地有不少亮點。近日，記者在無錫、上海等地採訪時發現，處理勞動爭議在調解、仲裁、訴訟等環節中能否做到公正、高效、便捷，才是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關鍵。

　　11月27日，在上海市奉賢區職工援助服務中心調解室內，本想“上法庭”的胡洪光與僱主握手言和。“12月1日回公司上班，待遇不變。”對於大病初愈的胡洪光來説，這是他滿意的結果。

　　胡洪光的勞動爭議案件得以順利調解，歸功於上海市工會搭建的勞動關係三方調解平臺。近年來，上海市每年平均受理勞動爭議案件近10萬餘件。面對日趨複雜的勞動關係，上海市總工會在推動形成勞動關係三方機制的基礎上，探索勞動爭議仲裁實體化建設。

　　2010年2月，上海市勞動爭議仲裁院正式成立。“進一步搭建起提高政府、工會、企業三方共同參與勞動爭議處理效能的工作平臺，實現勞動爭議仲裁機制的新突破。”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茆榮華説，實踐證明，只有探索建立勞動爭議預防化解聯動機制，才能形成合力提高勞動爭議調處品質。

　　在無錫，記者了解到，當地工會成立了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庭。法院與工會組織建立“特邀調解員”制度，在案件受理後，委託工會特邀調解員先行調解，化解部分勞資糾紛。“自2011年以來，特邀調解員參與調解案件佔在辦案件的十分之一。”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勞動爭議審判庭副庭長顧妍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法院辦案壓力。

　　調解，是處理勞動爭議的一種重要方式。“化解勞動爭議糾紛要經過調解、仲裁、訴訟‘三道防線’，現在我們強調發揮調解的作用，這在認識上是一種回歸。”茆榮華説。

　　其實，勞動爭議的調解不只是作為仲裁訴訟的前置程式，也並非“空轉”。記者採訪發現，無錫、上海等地將調解作為主線，打通“三道防線”，實現了便捷高效的勞動維權。

　　比如，無錫市總工會與法院等部門聯合建立了組織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司法調解的“五位一體”勞動爭議調解機制，有效整合維權渠道。在重大勞動爭議案件審理中，合議庭由審判長與工會陪審員組成。“工會陪審員在調解階段是調解員，在審判階段是審判員，在執行階段是監督員。”無錫市總工會副主席張帆説。

　　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就是維護職工權益、化解勞動關係矛盾的基層組織。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國工會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已超百萬，調解成功率達60%左右。

　　“截至到目前，我們的調撤率為74%。近年來，訴前調解的難度越來越大。”作為一名兼職仲裁員，供職于上海市企業聯合會的宋靖告訴記者，由於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的成本低，加之訴前調解品質不高，導致當事人越來越多地涌向法院和仲裁院。

　　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13年開始，上海市奉賢區總工會在鎮、社區的工會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了勞動爭議調解品牌工作室。南橋鎮“金阿姨調解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作為南橋鎮總工會首席調解員，金阿姨長期從事勞動監察工作，不僅熟知相關法律法規，還十分了解企業基本情況。由她負責的勞動爭議調解室自成立以來，共接待來訪人員276人，幫職工追討工資78萬餘元。

　　打造品牌，離不開專業隊伍的建設。記者了解到，上海市奉賢區總工會在2010年成立了“工會老娘舅”工作室，用真實案例現場模擬勞動爭議調解，每年培訓基層勞動爭議調解員1000多名。

　　以往，職工維權常常是耗時長、耗資大、缺乏公平，讓人望而卻步。對此，無錫市工會專門成立職工律師團，建設起“職工公益法律服務工作站”。“通過打造‘半小時法律援助服務圈’，確保職工利用交通工具在半小時內找到法律援助受理點。”無錫市總工會法律部部長曹琪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