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30日四川瀘州一19歲少年在微網志上進行了數小時的自殺直播，當天下午警方宣佈治療無效死亡。數小時的直播中，許多人對自殺少年圍觀評論，冷嘲熱諷，以致生命真的隕落後許多人回過頭來表示懊悔，悼念亡者。網友的行為被指冷漠，許多人運用社會學和心理學對此多有解讀，併發起對網路暴力的反思。然而在所有思考中唯獨缺失了一種目標明確的質疑和追責，即慘劇的發生雖然有其社會文化背景與現實困境，但面對這樣的事件究竟哪個部門或單位應當負起責任。比如，網路供應商有沒有責任？警方有沒有責任？面對數小時的自殺直播，資訊平臺提供商和當地執法部門，是否有不作為之嫌？資訊時代的科技便利，為何無法轉化成迅速施救的社會實效？

　　2014年12月6日廣西梧州藤縣西江大橋一名女子跳橋輕生，多人圍觀拍照發佈微網志，被圍觀一小時後女子跳橋，海事部門的船隻事後才趕到，女子失蹤。許多網友斥責當場圍觀的人冷漠無情、袖手旁觀，然而專業的事必須由專業人員來做，面對危險不盲目施救也並無不妥。可是我們卻發現，和瀘州少年自殺事件一樣，處置部門雖然盡心竭力，卻並不顯得有多專業，事件雖然被及時發現，消息被有效擴散，救援手段卻顯得簡陋且遲緩。

　　當年，沿海省市通過手機短信向居民群發諸如颱風警示資訊，被稱作資訊社會來臨，資訊手段惠民的標誌性案例。今天，網際網路和資訊技術已經發展到“去中心化”“社交網路化”，如何利用新的資訊技術和網路結構，去響應最新最迫切的需求，簡言之將資訊科技的力量轉化為社會實效，就成為必須認真對待，必須落地解決的問題。否則就是失職，就是不作為。

　　這既是執法和應急部門的責任，同樣也是技術手段提供者的責任。當前，網路技術正朝著雲存儲和大數據分析的方向演變，應當説網路監控、網路實時數據分析能力大大提高，網路動態響應、多終端多界面聯動等都已不是太大的技術難題。關鍵是怎樣應用，怎樣做好資訊和現實聯動的對接。比如瀘州的少年自殺直播事件，當自殺者發佈內容包含某些關鍵詞，且形成網路熱點圍觀時，微網志伺服器就應該可以觸發關注性告警，經過人工甄別進而就可以立即與城市應急指揮中心聯動，並將動態及時通報以利指揮。同時，現有的網路技術已經可以追蹤資訊發佈的終端及其地點，大數據分析可以梳理其社會關係，分析其性格特質和行為習慣，幫助施救。一切都可以做，只是都沒有做。

　　心理學研究顯示，凡是當眾自殺或直播自殺者一般是渴望被關注，渴望被救援的。能不能救得下就要看措施是否得力。近年常見各類網路和資訊技術應用於交通、醫療、教育、海事等領域，並常常冠以“智慧”開頭，但若是這些技術都無法應用於救人于危難之間，真真是不配“智慧”這二字。再倘若只有能帶來“經濟利益”“商業模式”的應用才能得到開發和推廣，而城市應急則因無利可圖被遲遲拖延使用更先進科技手段，則是整個科技界、具體到資訊技術領域無法抹去的恥辱。同樣的，如果執法部門等城市應急機構不能及時吸取現有科技水準中可資利用的部分，不創新和提升應急手段，只將類似悲劇一味推給社會的冷漠和心理建設缺失，那便是最大的失職和不作為。

　　顯然，問題並不僅存于資訊科學領域，有創造更好生活的技術手段，卻偏偏只能遵循市場規律、首先考慮經濟效益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此並非想要反對市場規律那雙“無形的手”的力量，而是特別想讓全社會都警醒，在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以人為本的要求才是終極目的，科技是人類掌握和發展的科技，需要首先為人服務而不是為商業服務。對科技工作者和社會所有應用科技的部門來説，請大家都莫忘初心：科技發展的目標本應是更好的生活，而非更多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