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4年至2013年，中國名義GDP從159878億增加到568845億，名義經濟增長了255.8%，而同期就業人口從74264萬增加到76977萬，增加2713萬，就業只增長了3.6%，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完全不相適應。

　　分年來看，2005-2013年，新增就業人口最高年份2005年為383萬，增長0.46%，最低年份2008年243萬，增長0.3%。而同期的年度經濟增長最低的2013年為7.7%，最高的2007年達到14.2%。

　　由此可見，經濟高增長沒有帶來就業高增長。經濟高增長與就業總量不存在明顯相關性，反過來説，解決就業問題不需要高速增長。

　　這説明我們的投資和增長模式存在戰略和制度的弊端，需要進行戰略和制度的調整與改革。在經濟增速換檔之際，尤其應把促進就業作為宏觀調控首要目標。

　　産業與體制之別

　　投資（包括信貸）增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資金動力，金融危機以來，當年固定資産投資佔GDP的比例持續提高，從2008年的55%提高到2013年的78.6%。但億元投資帶來的就業人數卻持續下降，2013年比2004年下降了81.2%。原因是當前投資基本是技術和資本密集型投資，而不是勞動密集型投資。

　　同樣，名義GDP增加帶來的就業情況也不理想。2004年創造億元GDP可增加就業1702人，而2013年只有672人，億元GDP創造的就業人員效率下降了60.5%。這説明中國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帶動的就業增加趨於惡化。

　　不同産業就業人數差別很大，2013年，中國第一産業億元GDP帶動的就業人數為4271人，第二産業為928人，第三産業為1130人。這表明同樣經濟規模下，第一産業和第三産業帶動的就業人口遠高於製造業。

　　但不管哪一産業，單位GDP帶動的就業人數都在大幅度下降。2013年與2004年比較，第一、第二、第三産業産值就業率分別下降了73.74%、58.97%、67.89%。

　　不同體制下，就業率差異也巨大。觀察城鎮不同性質經濟體的就業情況可以發現，凡是市場化的行業，或者取消了國有企業壟斷的行業，或者説國有經濟比重下降的行業，非國有的就業增加很快，甚至超過國有規模。

　　如批發和零售，改革開放之前，幾乎都是國有。而2006年國有批發和零售企業的就業人員只有187萬人，集體所有制等就業512萬，遠超過國有。私營與個體從事批發和零售的達到了4407萬人。2012年與2006年比較，私營批發和零售增加就業3314萬，而國有減少了38萬人，集體等增加200萬不到。

　　類似的情況出現在住宿和餐飲、租賃和商務、居民其他服務。而管制相對較嚴格或者私營和個體、民營難以進入的領域，依然以國有為主，如教育，2012年國有機構的就業人員佔1567萬，其他只有67萬；衛生和社保等國有640萬人就業，其他只有80萬不到。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國有地位在逐漸改變，民營逐漸佔據主導地位，而金融相對開放不夠。

　　低增長也可高就業

　　實現高就業，需要進行如下改革：

　　1．加快結構調整，創造和實現低增長、高就業的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高速階段，不應該期待和期望較高的經濟增長，應該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增長帶來的就業增加，確實讓經濟增長惠及民生。儘快結束以産能擴張來維持經濟高增長的模式，創造中低增長（經濟增長為5%-7%）、高就業、高收入的發展模式，關鍵在於調整收入分配，調整産業結構，調整就業結構，提高勞動工資在增加價值中的比例，解決住房價格過高，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人們才具有更大的能力去消費，創造出更多的服務業就業崗位。

　　2．堅定有效地實行房地産調控。

　　過去的10年，房地産價格上漲4-6倍以上，屢調屢高，關鍵在於政策和制度設計不到位。國際經驗表明，房地産調控的核心是取消、禁止非本地常居居民對住房的租賃、投資性購買，開徵非自用住房的物産稅，對持有兩套以上住房者實行累進物産稅，並建立有效的舉報、違法檢查和處罰制度。

　　房地産價格下降，不僅可以減少壟斷利潤，更重要的在於其可以降低生産、工資、生活成本，有利於推動各種服務業發展及其就業增加。同時，加大對保障房、經濟適用房的投資，對商品房開發區，要求配備一定比例的保障房、經濟適用房。房地産價格調整無效或者見效慢，就業問題解決的時間就越長。

　　3．加大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速度問題的根本在於就業，在於投資方向的選擇。與其投資製造業導致製造業産能過剩，環境污染，不如大量投向服務業，即使服務業過剩，人們享受和服務多了，品質提高了，服務的水準改善了，價格便宜了，就會拉動服務業的消費。

　　降低速度的同時，調整投資方向就不會有就業壓力。應加大服務業投資，提高服務業比例，大力發展金融、餐飲、醫療、養老、休閒、旅遊、護理、家政、會計和律師、諮詢等服務業，並提供規範的職業指導和技術職稱。

　　100億的基礎設施、製造業企業的投資大多是原材料、機器和設備、廠房，對就業拉動有限。而100億投資進行服務業的設施建設，其帶動的就業增加遠超過製造業。因此，政府應該適當增加在這些領域對民營和私營的支援，採取股份制、租賃制、股權投資、補貼、獎勵等措施進行。

　　4.放活民營，搞活國有。

　　國有機構將資金過多地投向了基礎設施和大樓建設，行業利潤和行政成本太高，而私營機構只要政府提供基礎設施服務，其行政成低，工資和管理成本也低，各種資源浪費少，這些都可以換得就業增加。

　　目前最具有潛力增加就業的行業是教育、醫療等壟斷或市場集中度高的行業。教育和醫療這兩個行業高度壟斷，私營和個體性質機構太少，應該鼓勵這個領域的就業擴大。雖然國有機構在過去的6年增加人員不少，但總體來説，機構太大，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如果國有壟斷或高度集中的領域放開，允許民營、私營，其凈增加的就業人員規模巨大。

　　以上領域進行制度改革，有望新增數千萬人的就業規模。文/陳炳才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