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兩淮鹽政尤拔世給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其中寫道：

　　"上年普福奏請預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綱引，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

　　奏折裏提到的普福，是尤拔世的前任。"綱引"，又叫"鹽引"，是在鹽業官營的背景下，官府向鹽商發放的經營許可證。

　　這是一張神奇的紙片。有了它，鹽商才能從事鹽業經營。

　　這年的"鹽引"額度不夠。普福決定，把第二年的額度提前發給鹽商，收取一定費用，以此變相增加鹽引數量，叫做"預提"。

　　27.8萬多兩銀子，相當於清廷當年財政收入的8%，確是鉅款。然而，在乾隆帝的印象裏，歷任鹽政都沒提到過這筆收入；軍機大臣翻遍戶部檔案，也沒找到這類費用造冊報備。那麼，這筆錢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乾隆把這個疑問交給了江蘇巡撫彰寶，讓他會同尤拔世秘密訪查。一樁清代鹽業領域的驚天醜聞，逐漸浮出水面。

　　案情簡單，案犯難惹

　　彰寶很清楚，"預提鹽引"的現象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就在兩淮鹽場出現。之所以這麼做，有三方面考慮：

　　一是國內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對鹽的需求量增加。每年一發的鹽引數額固定，根本不夠用。二是官府從發放鹽引中的獲利遠高於鹽稅收益。三是乾隆南巡，窮極奢華，鹽商頻繁"孝敬"，花費不菲，不勝其苦。用"預提鹽引"的餘利取代鹽商的一部分"孝敬"，可以應付乾隆南巡、辦差、進貢等事務的開銷。

　　只不過，"預提鹽引"的收入沒有向戶部申報和繳納，而成了兩淮鹽政的"私房錢"。20多年來，這筆錢積少成多，累計1090多萬兩。由於缺乏監管，難免中飽私囊。彰寶、尤拔世在寫給朝廷的奏報中説："歷任鹽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

　　案情固然清晰，但彰寶反倒覺得不好查，這是為什麼呢？麻煩就出在涉案人員的身份和背景上。

　　兩淮預提鹽引案曝光，兩類人員脫不開干系。一類是兩淮鹽商。他們是乾隆年間實力最強的商幫，靠著朝廷的特許和地方官府的庇護，幾乎是"躺著賺錢"。不僅富可敵國，是清朝財政的支援者和地域經濟的操縱者，而且影響廣泛，州縣裏的農耕、水利、賑災、教育等事業，都離不開他們的資助。他們是一個財富與權勢都不可低估的地方利益集團。

　　另一類是兩淮鹽務官員。曾任兩淮鹽政的官員高恒，是滿洲鑲黃旗人。父親是當朝大學士高斌，姐姐是慧貴妃。這樣的背景就連乾隆的小舅子、軍機大臣傅恒，提到高恒都"戰栗不敢言"。兩度擔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跟紀曉嵐是兒孫親家。顯然，鹽官的資歷都不淺。

　　這兩類人，彰寶惹不起。然而，更惹不起的，還是遠在北京，嚴旨追查的乾隆帝。夾在中間的彰寶該怎麼辦呢？

　　水落石出，案犯伏法

　　六月二十五日，彰寶給朝廷呈送了第一份奏折，明確了這1090萬兩的"預提鹽引"銀裏，花了460萬兩，還有600多萬兩鹽商尚未繳納。歷任兩淮鹽政牟利不少，其中高恒收受10多萬兩。

　　乾隆非常生氣，當即發佈了一道措辭強硬的諭旨。他認為鹽商有三宗罪：越權辦差、冒濫支銷、行賄鹽政。因此，他要求鹽商退賠涉案銀兩。至於鹽政，乾隆將其問題定性為"侵肥"，要求彰寶嚴查到底。

　　只過了一天，乾隆就又發了一道口氣緩和的諭旨："惟是兩淮鹽務關係數省民食，現在各商俱有應行質訊之處，若因此稍有推諉觀望，致運鹽觴或有壅滯，則是有心貽誤，惟恐眾商等不能任其咎。"乾隆擔心，重懲鹽商，可能耽誤兩淮鹽務，衝擊民生和財政，故而轉變態度，從寬發落涉案鹽商，而將矛頭直指高恒。

　　有乾隆撐腰，彰寶便先傳喚了高恒的管家顧蓼懷。

　　一開始，顧蓼懷承認，由他經手替高恒聚斂的"預提鹽引"銀多達15萬多兩。然而，當被押解進京後，他竟翻供改口，強調這些銀子只是替鹽商代購物件的貨款，不是贓款，高恒也沒插手。刑部幾經查證，也搞不清顧蓼懷的兩份前後矛盾的供詞孰真孰假。

　　既然搞不定鹽官管家，乾隆就決定採取迂迴策略，通過調查鹽商打開缺口。可是，鹽商似乎與鹽官們形成了攻守同盟，供述避重就輕，只講給普福代買古玩，虛報價格，騙取暴利，否認普福侵吞"預提鹽引"銀兩的事。

　　眼看拿不到證據，乾隆決定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對鹽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將其視為證人而非嫌犯，以分化瓦解攻守同盟。這個辦法果然奏效，一些鹽商為了自保，向朝廷提供了證據。

　　經過3個月的調查，這場超發鹽引，剋扣侵吞鉅額銀兩的大案終於告破。兩淮鹽政高恒、普福處以斬監侯，顧蓼懷處以絞監候，鹽運使盧見曾處以絞立決，尚未受刑便死於獄中。幾十名官員牽連降職，就連紀曉嵐也沒能倖免，被發配新疆軍前效力。

　　至於"預提鹽引"銀，朝廷毫不客氣地將其納入戶部賬冊。花掉和侵吞的款項，要由涉案鹽官和鹽商退賠。其後10年，兩淮鹽商在正常的鹽稅之外，還要每年多繳100多萬兩銀子，作為退賠"預提鹽引"的款項。10年來，退賠總額多達1014萬兩。

　　顯然，在這場較量中，朝廷是唯一的贏家。

　　官商勾結，命運不同

　　同樣是嫌犯，為何鹽官和鹽商的最終命運各不相同呢？

　　毋庸置疑，兩淮鹽商是清廷財政收入和皇家開銷的重要支柱。

　　鹽稅是清前期官府的第二大稅源，佔全年財政收入的1/4。兩淮鹽場又是清前期中國鹽業經濟的主戰場，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的1/8。

　　除了按規定繳納鹽稅外，鹽商還要時不時給朝廷捐輸"報效"。這些銀子有兩個去處，五分之四支付了軍費開銷；五分之一流入了內務府，成了皇帝的私房錢。

　　兩淮預提鹽引案是個分水嶺。以乾隆朝60年的歷史論，案發之前，兩淮鹽商一共捐輸了972萬兩；案發之後，捐輸額達到1900萬兩，幾乎翻了一倍。如此説來，鹽商充當了乾隆的"第二國庫"。

　　除此之外，鹽商還成了皇帝私房錢的"理財專家"。康熙以來，內務府每年都會向鹽商發放貸款，替皇帝賺取利息；鹽商則獲得了運鹽的週轉資金。到了乾隆朝，內務府直接把鹽商"孝敬"的捐輸銀，再貸給鹽商"生息"。這樣一來，乾隆就輕易地實現了私房錢的保值增值。鹽商也借此跟朝廷結成了經濟上的"命運共同體"，保住了手中的鹽業經營資格。

　　官商勾結，説到底是皇帝與鹽商的勾結。清廷通過治理兩淮鹽務，強化了經濟領域的中央集權。那些自以為依靠批發"鹽引"，就能控制鹽商、牟取暴利的鹽官明顯失算，成了最大的輸家。

　　鹽引：一張值得爭議的紙片

　　兩淮預提鹽引案之所以爆發，關鍵就在於"鹽引"。在那段特殊的歲月裏，這是一張充滿魔力的紙片。

　　鹽業是對自然資源進行二次加工的行業，成本低，利潤高。西漢前期，吳王劉濞發動七國之亂，靠的就是幾十年"煮海水為鹽"積累的鉅額財富。正是看到鹽業的經濟潛力，漢武帝決心汲取教訓，將鹽業收歸官營，增強中央財政實力，避免地方豪強坐大。

　　這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舉措，卻産生了意想不到的經濟效果。兩淮鹽場由於産銷量巨大，不僅擁有了越來越高的經濟地位，而且造就了揚州的富庶與繁華。大運河的開鑿，更便利了兩淮鹽面向全國的供應。"兩淮鹽，天下鹹"已經成了家喻戶曉的諺語。

　　"鹽引"這個概念，是唐宋以後出現，到清代逐漸成型的。清廷每年根據鹽業産銷量，確定鹽引定額，招商認購，額滿為止。有了鹽引，官府就可以從複雜的鹽業産銷流程中擺脫出來，不再干預微觀，而是用鹽引控制鹽商，收取鹽稅；鹽商用鹽引控制食鹽的産、運、銷全流程，牟取暴利。

　　一份小小的鹽引，成就了鹽商的財富夢想。清代兩淮鹽引有169萬多個，"歸商人十數家承辦??場價止十文，加課銀三厘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到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售價比進價高出數倍，堪稱暴利。

　　一張小小的鹽引，塑造了鹽業領域以産定銷的"計劃經濟"。官府用特許經營權和對鹽商暴利的默許，換取了更多的鹽稅和"報效"，實現了鹽業利益的再分配。鹽場灶戶（生産者）和尋常百姓（消費者）遭受剝削，官府和握有鹽引的鹽商成了獲益者。

　　一張小小的鹽引，使一些精神防線鬆弛的鹽官誤入貪腐歧途，輸光了家産，輸光了仕途，甚至輸掉了性命。

　　一份小小的鹽引，令許多鹽商趨之若鶩。然而，鹽引數額有限，而且越來越家族化、世襲化、凝固化，新入行的鹽商根本拿不到。他們只好以身試法，兜售私鹽，牟取利潤。嘉慶道光年間，官府對基層社會控制能力弱化，這類現象越來越多。

　　兩淮預提鹽引案，暴露了鹽引的諸多弊端，形成了一次改革鹽法的契機。然而，清廷無動於衷。直到60多年後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兩江總督陶澍率先宣佈廢除鹽引，在淮北試行票鹽制度。這一制度很快就推廣到其他區域。只要交足鹽稅，就能從官府領票運鹽，持票鹽商的資格沒有限制，也不固定。

　　沒了鹽引，鹽業便向更多鹽商開放，只要到官府領票就能經營；沒了鹽引，鹽業行銷的地界大大拓展，來去自由。官府按票收稅，持有鹽票越多的鹽商，稅負越高。

　　這項遲到的改革，使那張充滿魔力的紙片變成了廢品，使靠鹽引賺取壟斷利潤的鹽商失去了特權，使普通百姓感到了鹽價大降的政策紅利。以往的鹽業大戶紛紛破産，"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的場景令人唏噓。

　　票鹽制度的實施，邁出了推進鹽業市場化、廢除食鹽專營的歷史步伐。

　　2014年11月，工信部首次確認，實行了兩千多年的食鹽專營即將廢止，食鹽價格和生産、批發、流通經營將陸續放開。

　　（文/唐博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