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國內，新常態概念的提出意味著新挑戰。從外在表現看，新常態是指經濟增長率到了一個新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一系列宏觀經濟指標都會發生變化。

　　理解新常態需要把握三個要點：一是“新”。提出“新”就一定要先講“舊”，然後再講未來的新。過去我們沒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沒有對所謂“舊常態”下的經濟發展以及導致這些狀況的因素進行回顧。這些因素何以導致我們過去幾十年獲得這麼長時間的發展？又何以導致今後相當長時間不能這樣發展？二是“常態”。常態是一种經常性發生的狀況。據了解，今年經濟工作會議將較多的強調“常態”這一點。之所以強調“常態”，是要各界習慣於7%甚至更低一些水準的增長。整個“十三五”期間，平均經濟增速大概是6.5%或6.6%。三是要明確“新常態”是全球化下的，任何國家無一例外。全球資源、分工等很多因素連在一起，不可能有任何國家脫離全球經濟環境獨立發展。

　　正面看待經濟增長率下降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

　　李揚：中國經濟新常態是從2009年開始的。2009年後，中國經濟增速從兩位數降到個位數。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要從人口、技術、資源等支撐經濟發展的實體因素去看，不應僅從投資、消費、出口這些需求角度分析。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從過去幾十年看，經濟能夠得到較好的發展主要是人口、技術、資源等生産要素配置從第一産業轉向第二産業，這個轉移背後有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研究，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産力是第一産業的十倍。也就是説，人口資源從第一産業轉向第二産業時，中國整體勞動生産率是跳躍式增長的。

　　但現在製造業産能過剩，就業出現飽和，人口和資源又從製造業轉到第三産業。追尋上述同樣的分析邏輯，中國的第三産業勞動生産率如何？很遺憾地説，中國第三産業勞動生産率比第二産業要低得多。從上海來看，上海作為全國服務業最發達的地方，服務業勞動生産率只相當於上海地區製造業勞動生産率的70%，全國就更低了。這種情況不僅中國如此，全球都如此。

　　實際上，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經濟開始進入成熟階段的表現。需要明確的是，經濟進入這個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下降。去年我國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製造業，意味著我們正經歷著這個階段。實際上，我國也在有意促進這個階段的發生，有意讓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所以，國家提出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投資銀行、金融等高端現代服務業。

　　二是要素供應效率下降。勞動投入、資本形成、科技進步是實體經濟發展的三個要素。過去這幾十年裏，中國奇跡的出現靠的就是勞動和資本投入的不斷增加以及科技的不斷進步，但現在這三個要素供應效率在下降。科技進步同樣緩慢。

　　三是科技創新能力滯後。很多因素導致我國無法繼續在引進、模倣基礎上進行創新，所以創新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現在全世界正醞釀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內容就是數字化、服務化、定制化、網路化等，但這些內容大部分都被發達經濟體掌握，他們依然引領著技術潮流。我們在科技創新方面是落後的。

　　四是環境資源約束。霧霾、飲用水污染、重金屬超標等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對生産形成硬約束，今後在做生産函數時，應增加環境污染因素，這個因素將作為負因素存在，那麼計算的結果就是勞動生産率下降。

　　從出口、消費、投資需求看，最近幾年出口對GDP的貢獻在4%以下，基本已成常態。在國家採取家電下鄉等多種政策刺激下，消費對GDP貢獻率曾經達到55%，但這些刺激不可持續，現在消費對GDP貢獻率又回到50%左右。中國GDP增長基本形成了一半靠投資一半靠消費的格局。這個格局讓中國經濟兩難：一方面需要想辦法刺激國內消費，但是沒有産業；另一方面，需要依靠投資，但所有的問題幾乎都産生於投資中。

　　對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表現，應從正面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這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走向真正強國的必由之路。因為它解決了四個問題。

　　一是去投資依賴。中國經濟增長一半靠投資一半靠消費，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投資下降，投資下降是這些年努力要達成的結果，之後逐漸讓消費成為經濟的主導。

　　二是去水分。對於我國這種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中是否存在水分，關鍵要看投資能否形成有效供應。如果投資變成“鬍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資固然形成了現實生産能力，但生産出來的産品賣不出去，並進而迫使業已形成的生産能力長期閒置，與這樣的過剩生産能力相對應的産值，同樣構成經濟增長的水分。近年來，我國産能過剩形勢日趨嚴峻，傳統産業的産能大面積過剩已是痼疾，新興産業産能過剩的增長勢頭也令人擔憂。

　　三是經濟轉型。中國經濟增長是靠政府主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就要把握和應用這個規律。

　　四是社會公平和包容。最近幾十年，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是國內貧富差距在拉大，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在上述一系列情況下，一系列的經濟指標，包括儲蓄、投資、物價、就業、財政收支、財政赤字、國際收支、人民幣(6.1502， -0.0044， -0.07%)匯率、貨幣供應、利率等等都會是新的狀態。此外，新常態還將有新的體制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已經對這種新的體制機制做了完整描繪，現在正在逐步落實。新常態還意味著新的政策框架。可以看到，最近兩年的宏觀調控政策跟過去相比是不同的。

　　準確理解全球經濟新常態

　　中國證券報：“新常態”這一概念最早是在國際範圍內提出的，也就是全球新常態，如何理解全球新常態？

　　李揚：在國際上，舊常態是1987年-2007年間，全球經歷長達20年的被經濟學界稱為大穩定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在資本主義三百年曆史上是很少見的。

　　導致這一時期全球經濟大繁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科技因素。科技創新在這一時期出現爆髮式增長。需要強調的是，科技創新爆炸式增長在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但這段時間科技創新最大的不同在金融方面。這一時期，投資銀行機制在金融體系中取得統治地位，各種各樣的風險投資在發現社會增長動力方面發揮著主導性作用。二是全球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與之前不同的是，這次改革取消了政府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範式，將宏觀調控變成基於規則的一種新調控方式。三是亞洲順勢發生變化。四是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

　　2007年後，全球經濟進入新常態。其表現有五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在低水準波動。包括美國、歐洲、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全球經濟都呈現出這樣一種低水準波動情況。

　　二是全球去杠桿化，修復資産負債表。全球去杠桿化，意味著這段時間內，宏觀調控所採取的任何措施都不能産生正面、顯著的刺激經濟增長的結果。企業拿到資金後，不是將資金用於擴大生産，而是用於還債，修復資産負債表，致力於去杠桿化。這一現象在中國、日本、美國、歐洲都非常明顯。

　　三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治理形成一個由70多個國際機構、100多項國際規則構成的完美體系。但在新常態下，所有這些都發生變化。過去由國際組織機構就可以直接解決的問題，現在必須通過元首會談。

　　四是各國宏觀政策非同步性。在全球化下，同步性是它的基本要求和特徵，但現在非同步非常明顯。由於政策不同步，於是各國各種各樣的宏觀變數，特別是利率水準也就不同。利率不同、政策不同就會造成匯率變化，匯率變化就成為一個很難尋到規律的變數。由於利率、匯率變動不均，於是國際遊資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時機。所以，息差交易便會大規模地發生。

　　五是貿易保護主義。需要特別指出，貿易保護主義很可能引致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六大挑戰

　　中國證券報：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新常態概念意味著新挑戰。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新挑戰？中國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李揚：第一個挑戰是投資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繞不過投資。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主要取決於投資。但投資又帶來了産能過剩、增長水分等很多問題，所以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剩”的悖論，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解決好這個悖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對投資進行一些新的處理。

　　具體來説，就是要解決好投什麼、如何投、誰來投三個問題。投什麼是要偏向消費生態，如何投是要減少負債、增加股本，誰來投是要民間資本來投。對投資進行處理，一要做好激勵機制問題，現行GDP的考核很難對政府、企業起到激勵作用。二要做好基礎設施投資的商業可持續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調整經濟結構、調整統計方法和計價方式，讓這些過剩的産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領域中去。

　　第二個挑戰是債務率上升和杠桿率飆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因為發達經濟體杠桿率上升、債務上升導致的債務危機。在危機發生時，我國的杠桿率和負債率都不算高，但這幾年都飆升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負債杠桿率的佔比目前還不高，但是企業的負債非常高，實際上與國際比較都是這樣。

　　第三個挑戰是城鎮化問題。原來城鎮化是開發計劃，買地、賣地、招商，現在需要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鎮化，要從土地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城鎮化的社會含義意味著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個挑戰是房地産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從體制上削弱了房地産價格上漲的經濟社會基礎。另外，城鎮化戰略的轉型，終止了住房市場發展的傳統動力。未來城鎮化將不再主要體現為開發區化的城市規模擴張，所謂10-20年的剛性需求是否還存在，需要認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鄉土地一體化時，房價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産市場供應量絕對大於需求量，居民的購房意願急劇下降。

　　中國房地産市場將經歷一個五年時間的中期調整。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問題會産生，但金融問題還不會對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原因在於：一是現在房地産市場價格下跌，但還沒有造成負資産。如果造成負資産就會出現恐慌性拋售現象；二是金融機構還沒有出現大面積虧損；三是中國居民借錢比較少。對房地産市場的短期調控，我不主張採取措施，建議把過去的措施取消掉。因為過去的措施太多，多到我們無法看到房地産市場應該是什麼樣的。但要採取長期措施，因為中國房地産市場發展十幾來年來沒有頂層設計，因此，對於一些根本性問題沒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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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挑戰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可能長期化，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內，處於國際通行的60%債務率控制標準範圍內，但是如果不加以處置，長此以往就會成為大問題；二是中國整體的資産負債表仍然健康，我們可在不對經濟健康造成較大損失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較大不利衝擊的條件下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單一制的政體，使得我們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國可供選擇的去杠桿空間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資産的轉賣、債轉股，長、短期債務重組轉換，拉長負債久期，降低期限錯配風險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其實也是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方案。

　　第六個挑戰是金融問題。量寬、價高是金融的主要問題。量寬是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但利率很高，這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這一問題經常發生並且長期持續，導致我國金融結構中存在種種障礙。理論上説，這一現象阻礙了貨幣向信用的轉移，貨幣向信用轉移過程中，每轉移一步就加一下價，最後到實體經濟手中便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