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車主張高興夫婦因不滿超限處罰決定而服毒，釀成一死一傷悲劇。這又一次將“治超”話題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一邊是頻頻下發的“治超令”，一邊是屢見不鮮的超載超限。自2000年交通部《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出臺以來，全國“治超”已14年之久，緣何“超”與“治超”仍並行“在路上”，難見成效？

　　“文山會海”壓不住超載超限，反成管理部門創收工具

　　2000年4月，交通部頒布《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這標誌著全國治超工作全面啟動。隨後各地相繼召開會議落實，出臺管理辦法，開展專項行動，對“治超”不可謂不重視。

　　然而，時至今日，“治超”的“文山會海”不僅沒有壓住超載超限，一些文件甚至異化為保護管理部門“創收”的工具。有關人士分析指出，一些地方發文、罰款成“治超”慣用“手腕”，衍生出“罰款月票”、“包季套餐”等荒謬現象。這些治理手段注重形式而不用心解決問題，突出表現在：

　　——罰款為上。罰款簡單直接，且與部門創收掛鉤，成為許多地方“治超”的首選。如2009年頒布的《陜西省超限運輸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標準》中，將超限額度劃分為14等，每一等對應從警告到3萬元的處罰。

　　多位司機告訴記者，執行中管理部門經常只罰款而不要求卸載。

　　——緊一陣松一陣。從事大貨車運輸8年的劉師傅説，遇上各種專項檢查、專項整治行動，超載超限問題就會明顯收斂，執法也更為規範，但效果也就那陣子。

　　2013年11月河南就曾發生永城車主因超載罰款而服毒自殺事件，交通運輸部為此從12月10日起在全國開展為期3個月的交通運輸行業公路執法專項整改活動。然而，一年後，類似的悲劇卻再次上演。

　　——各行其是，為己謀利。山東的曾師傅告訴記者，他從山東臨沂拉一車銀杏樹到安徽碭山，200多公里的路程遇到三批執法人員，分別對超高、超寬和超長課以罰款。

　　“治超”成為一些部門爭奪利益的“戰場”。河南省一位分管交通運輸的負責人表示，當前的運輸路政管理體制不順，僅運輸路政管理部門就有好幾個主體：高速公路執法、幹線公路執法、農村公路執法等等，各部門各行其是，為自己謀利，才造成如此管理“亂象”。

　　四個“大蓋帽”攔不住一輛車，財政、老百姓來埋單

　　山西是超載超限問題較為嚴重的省份之一。山西省治超辦檢查組在一次調查中發現，在不到10公里的一條公路路段上，設有一個治超點、一個煤焦營業站、一個交警流動檢查點和一個交通流動檢查點，但大量違章車輛不進治超點就揚長而去，個別執法人員甚至在檢查組試圖檢查時助其逃脫。四個“大蓋帽”卻攔不住一輛車，引人深思。

　　全國治理車輛超限超載工作領導小組曾要求突出源頭治理，然而記者調查發現，“以罰代管”的治理思路不僅沒堵住“源頭”，反倒刺激超限超載之風更盛，給公路帶來了更大的傷害，造成的損失價值遠超罰款，而為此埋單的則是財政和老百姓。據了解，山西每年因超限超載的路損達10．5億元，全國每年因超限超載造成的損失超過300億元。而據貨車司機趙師傅透露，從唐山拉15噸番茄到哈爾濱交罰款1000多元，相當於每斤要加價5毛錢。

　　對於執行政策的管理部門來説，為部門創收使他們有“罰款”的動力。一位縣級交通部門的負責人表示，每筆正規罰款如實入賬後，會按照一定程式上繳上級財政部門，而部分罰金會按照一定比例返還給本部門，返還的數額就變為部門的“小金庫”。當前，治超工作有許多部門協同參與，為了增創，不少部門絞盡腦汁，在自己的領域創造“罰款項目”，但真到要管理時，又難以形成合力，形成分塊執法、只罰不管的狀況。

　　管理部門“只罰不管”，反而刺激了車主開動腦筋，給車輛“加碼”。山西省治超辦曾在公路上查獲大量非法改裝的、載量100噸以上的七軸、八軸車，而一般情況下只允許六軸及以下汽車上路。對於車主來説，超限超載程度越大，能夠獲取的利潤越多。2013年11月，河南省永城市發生一起自殺的事件，其背景也是車主為了謀取利潤而超載。據永城市公路局的相關調查，從永城東至商丘的100多公里路程，如果拉石料超載100％，一趟能收入3000元；如果超載150％，收入能增加到近5000元。

　　因此，“治超”陷入了一個以罰代管、車輛加碼、財民埋單、發文治理、再制定更多罰款規定的惡性迴圈之中。在對違章車輛熟視無睹的四個“大蓋帽”身後，是財政和老百姓在這筆賬前苦惱的臉。

　　“短平快”作為難以長效，科學立法約束行政權力膨脹

　　越來越多因“治超”而導致的自殺事件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張高興夫婦服毒自殺後，許多網友呼籲，要改變現有的管理方式，不要讓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一些專家認為，在“只罰不管”的變相執法創收背後，是行政權力的膨脹。重慶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廖成林認為，“短平快”的行政“作為”，難以長效，而且由於處罰者與被處罰者成為“利益共同體”，這種短效做法更容易被消解。他認為，必須建立對管理部門的監督體系，讓權力服從於制度。

　　行政權力膨脹的實質是法律監管的無力，法律、規定的制定缺乏系統的思維。不少幹部和一線治超執法人員都認為，要徹底治超，跳出惡性迴圈怪圈，必須科學立法，切實對執法者和車主進行雙向規範。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讓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務水準。改變“只罰不管”的現狀，需要有能見成效、成長效的管理制度。

　　從貨車車主一方來説，應加強守法意識教育和法律法規學習；應該通過法律約束，規範其健康運營，不縱容其違法行為，不因任何極端行為降低法律的剛性和嚴肅性，而讓法治的力量貫穿始終。

　　從執法者一方來説，應從體制改革入手，通過完善相關法律依據，明確處罰標準，整合執法主體，建立權責清晰、監管有力、執行高效的綜合執法體系，同時要規範執法，剷除滋生趨利執法、以罰養人、以罰代管的土壤。

　　在健全的法治體制下，行政力量將得到有力的約束。依法“治超”，應儘快“上路”……

　　文/圖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