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修改預演算法的決定，于2015年1月1日起就要實施了，為了保證新預演算法的正確實施，本文論證和提出了依法治稅、依法理財是實施新預演算法基本理念和基本保障的思路和法治模式，突出了依法治稅、依法理財的理念。

　　所謂依法治稅是指按照憲法和財稅法律規範的規定，納稅人要依法納稅，政府和徵收機關要依法徵稅。徵納雙方都要接受國家權力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監督。

　　依法治稅最早提出是在1987年6月，財政部代表國務院向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作的1986年國家決算的報告提出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稅這個概念，從此以後依法治稅以及1992年提出的依法理財概念直接延續到今天。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預算決算中，都一直交替沿用這兩個重要的理念及其相適應的措施。同樣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大決定中也一直得到了認可和有力的推進，並且為廣大財稅工作者和納稅人所熟悉。

　　“依法理財”包括維護財政紀律，同違背財政紀律做鬥爭，如截留、挪用、佔用或拖欠財政資金，隨意減稅、免稅、緩徵、超配額、吃空晌；它包括維護財政秩序、同不按財政規律辦事，違背量入為出的原則，造成財政資金供求矛盾，出現嚴重損失浪費的現象；它包括保障財政增長，反對財政預算欠收、短收、超收不入賬，私設小金庫、私分公共財物的問題；它包括保障財政預算支出結構的合理性，反對財政支出要麼包攬過多效率低下，要麼支出不到位、缺位、錯位、造成財政分配或公共服務不公或不均衡、人為拉大差距的情況；它包括維護財政預算資金的集中統一，反對大量財政預算資金流於預算之外，擠佔國家預算類資金和亂收亂支、虛列收支擾亂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致使財政資金的增長受到限制；它包括建立和健全財政法律規範體系，反對政出多門、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行為或藉口以“法律”為名，否定財政法律規章制度效力的問題；它包括維護財政工作中的優良傳統，反對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沾染享樂糜爛之風，造成財政預算收支嚴重失衡，財政民生工程和投資項目損失嚴重，腐敗現象橫生；還包括反對財政預算稅收工作玩勿職守，貪污腐敗，走向犯罪。

　　我國政府公開提出依法理財的命題是從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查批准的國務院委員兼財政部長王丙乾所作的《關於1991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1992年預算草案的報告》，強調指出“加強管理監督，嚴肅財經紀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加強法制觀念，嚴格執行國家財稅法規，真正做到依法理財，依法徵稅”。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和財政面臨的形勢，國家確定1992年的財政工作重點是：“圍繞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提高效益、深化改革、依法理財、加強管理的方向進行”。從此以後到今天的22年間，依法理財這個基本理念和措施幾乎每年經國家權力機關批准的預、決算報告中都講到了依法理財這個問題。提出和堅持依法理財不僅已有22年的歷史，而且得到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最高管理機關的一貫認可，這在批准的、批轉的、通過的有關決定、決議和報告中均可以見到，同時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和産生了重大的影響。從2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中可以看出，依法理財既是當年完成或超額完成財政預算稅收任務的基本經驗，也是保證來年執行新預算任務的基本措施。它對推進財稅體制不斷改革和支援其他部門的改革，以及保障國家交替採用穩健的財政政策或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它對克服各種艱難險阻不斷推進財政狀況的好轉、支援和保障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中高速發展；它對促進和加強“三農”的基礎地位、促進和保障新型的工業化城鎮化戰略，創新驅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強軍戰略等目標的實施；它對在13億人口中逐步實現勞有所得，學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等方面，提高和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準；它對在國際事務中通過應用財政法律規範，參與國際權益分配，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建立新型的、合理的國際分配新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們國家由一窮二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依法理財大體經歷了四個歷史階段，一是1992年至2000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二是2001年至2004年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三是2005年至2011年深化稅費改革在全國取消農業稅鞏固和發展科學的財政體系；四是近三年來把“依法理財”與深化財稅改革、實施重大的財政政策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理財”和定向宏觀經濟調控、增收節支、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腐敗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理財”與財政戰線上的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緊密結合起來，這就是使“依法理財”的深度和廣度有了新的發展。

　　“依法理財”是“中國製造”，是本土資源。“依法理財”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脈相傳。“依法理財”建設法治財政是實現國家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八項規定”的重要保證。是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和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內在要求。是反腐倡廉的根本舉措。是提高管理水準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

　　（作者係北京大學稅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