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1月14日電（孫陽） 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發佈，其中第二部分在論述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中，兩次提到了“第三方”概念：《決定》在完善立法體制的論述中提出，對部門間爭議較大的重要立法事項，由決策機關引入第三方評估；同時，在講到如何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過程中，《決定》指出要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

　　在我國，部委擁有立法建議權和被授權制定規章，儘管如此，單個部委必須同其他部委、地方政府及各部門通力配合，才能有效實現行政目標。然而，在個別職能重疊、部門本位主義、缺乏宏觀引導的情況下，多個部門制定的行政規章常有矛盾，政策執行也標準不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探索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可以在選擇“第三方”的過程中借鑒招標投標方式，由國家立法部門主導，開放向全社會符合條件、資質的機構組織公開招標。

　　如何界定“第三方”？

　　爭議之外的專業機構或個人

　　“第三方”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萊維特提出。他認為，以往對社會組織的分類過於簡單，即把社會組織分為公共組織與私人組織兩類，而實際上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有大量的組織，這些組織所做的事情，往往是政府與私人企業不願意做或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這些組織就是第三方。

　　事實上，今年6月國務院在政策落實情況督查的過程中，就首次啟動了第三方評估。國家行政學院、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科院4個部門受國務院委派，對簡政放權、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扶貧開發、棚戶區改造政策落實等情況開展了走訪調研，並形成第三方評估報告。事後，總理對報告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豐富真實、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資料”。

　　具體到立法過程中，張新寶認為，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制定的過程中，第三方通常是産生爭議之外的專業機構、協會組織或專家學者，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制研究所、中國法學會以及隸屬於之的各種研究學會，這類機構專家相對專業集中，觀點相對客觀中立，個人利益也不涉及其中。

　　怎樣選擇“第三方”？

　　可嘗試招投標方式

　　第三方作為與第一方、第二方都不具有任何行政隸屬關係和利益共通關係的獨立方，其評估過程天然具有客觀公正、科學中立的外部制衡屬性。那麼，如何選擇第三方並反過來對其加以評估呢？

　　張新寶教授認為，第三方的選擇可以借鑒招標投標的方式，根據立法內容的要求，由國家立法部門主導，開放向全社會符合條件、資質的機構組織公開招標，根據其提交的草案組織權威學術專家組進行評審，最終選出優秀方案並進一步優化，也可以在提交的不同方案中評選出優秀部分進行合併重組，完善整個體系。

　　張新寶同時表示，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既可委託個人，也可委託單位。事實上，最近一二十年，法學界已經形成類似風氣，例如專家建議法典、專家建議稿的起草，過去通常都不是在受委託的情況下完成，與立法機關也沒有直接聯繫。現在探索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立法機關可以組織業界的專家學者，多方招標、綜合考量，從而提高立法科學性和專業性，也可以減少過去行政法規制定過程中因涉及多方利益而導致的矛盾糾葛。

　　“第三方”意義何在？

　　引入先進理念，提高立法品質

　　目前，我國很多地方性法規草案依然採取“誰執法、誰起草”的模式，一些地方政府或個人仍然存在通過立法實現權力尋租的情況，用法律草案來滿足特定群體的不正當利益。立法事項引入第三方評估、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毫無疑問有助於避免部門利益法制化，體現第三方主體的中立優勢。

　　除此之外，張新寶認為，“第三方”的意義還在於彌補立法機關資源不足的缺陷，由於第三方機構或個人在平時科研過程中可以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可以更加精準深入地剖析問題，也可以更快地接受到國外先進理念，從而有助於整合民間資源、提升立法品質。

　　張新寶教授告訴記者，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在國外其實十分常見，美國的《統一商法典》就是一個值得借鑒的範例。《統一商法典》作為美國各州法律統一化工作的一項産物，不是美國國會通過的法律，而只是由一些法律團體起草，供各州自由採用的一部樣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