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曹鑒燎案並非個案，近年來，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土地利益的巨大誘惑，導致大大小小的貪腐案件層出不窮。去年，廣州市白雲區81名幹部涉嫌違紀違法被調查，其中近一半涉及“地産腐敗”。專家認為，為防止“地産腐敗”，城市規劃、土地出讓等方面相關制度亟待完善。

　　為什麼舊城改造、土地開發成為官員腐敗的高發地帶？中山大學地理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認為，最主要是利益問題。近幾年，大城市土地存量緊張，舊城改造的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隨著地價的升值，也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誘惑。在舊城改造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不斷介入，採取利益捆綁的模式，把自己關係好的開發商和項目“拉郎配”，實際上人為製造了尋租空間。

　　廣東省委黨校副教授張浩表示，過去十年間城市化大發展過程中大拆大建，很多腐敗問題爆發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建設還比較滯後。像城市化建設中很多具體項目的招投標都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新鮮事物，在怎麼規範這些招投標層面上，制度比較缺乏、滯後。

　　那麼，曹鑒燎能夠大發“土地財”具體是鑽了哪些制度空子？袁奇峰表示，科學、民主是規劃的“兩隻手”，但是如今的規劃已經變了味道。以往，更改規劃要經過城市規劃委員會常設委員會議，由於很多項目到專家那裏通不過，就被撤掉了。現在的委員會由市領導擔任主持人，國土、住建、規劃等部門參與其中。專家大多“聽話”，很少出現否決方案，導致決策失去了監督制衡。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制度和規範，相對於制度滯後的問題，很多制度設計不科學，像涉及反腐這塊，有黨政領導幹部廉潔從業的若干規定、52條不準等等。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制度卻制止不了腐敗？因為制度設計太寬泛太籠統了，沒辦法執行。比如什麼叫干預什麼叫插手，有什麼界限？有人去干預去插手了，比如打招呼了，怎麼去監督？發現這種情況，誰來進行處理？可能實體性制度較多，但程式性的配套制度比較缺乏。”張浩稱。

　　在張浩看來，要解決制度滯後、籠統、寬泛帶來的問題，首先必須跟隨時代發展、形勢變化，及時推進制度建設。因為時代在變化，制度也必須與時俱進。其次，在設計制度的時候，要加強制度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一種系統性的制度體系，使制度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要進一步加強制度的執行。制度不執行有時候比沒有制度更加糟糕。尤其是對於“一把手”的執行非常關鍵。

　　袁奇峰認為，在制度建設上要抓住“牛鼻子”，要解決利益問題。“三舊”改造就是因為涉及的利益方較多，極易引發社會矛盾。政府、開發商、村集體或廠方必須厘清關係，政府部門要加快轉變職能，退出利益紛爭，讓開發商與村集體通過市場開展合作，並建立公開、透明的土地出讓程式。

　　袁奇峰表示，不能誰官大誰説了算，在規劃過程中要充分論證，讓專家的意見真正得到體現。防止規劃決策的“家長制”，避免某些領導幹部肆無忌憚地照顧開發商的利益。

　　此外，張浩還建議，除完善相關制度外，也要強調黨員領導幹部的黨性修養，自律和他律相結合，德治和法治相結合，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這幾個方面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領導幹部的廉潔。另外，領導幹部的廉潔自律，也要靠監督去推動，包括群眾、紀委、新聞媒體的監督。現在網路媒體非常發達，也會把反腐倡廉工作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