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市場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的宏觀政策該如何精準落實中央多次強調的“適應新常態”？有哪些著重點不可忽視？在這當中，美國量化寬鬆的推出與退出對我國宏觀政策選擇的精準性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經濟增長一度陷入“雙底式”衰退。隨著量化寬鬆這一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精準發力，美國實現了經濟增長加速、失業率顯著下降、美元企穩爬升，股市也迎來新一輪牛市。量化寬鬆作為“單腿”式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在或“無奈”或精心的選擇下應運而生，在刺激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秘書長丁凱認為，這當中主要可借鑒之處有三個：一是貨幣政策的發力點最終要定向在實體經濟上。二是推動本幣國際化可以倍增貨幣政策的效力。三是打好政策“組合拳”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經濟增長一度陷入“雙底式”衰退，但受限于稅基原因、削減赤字壓力和債務違約的風險，美國不能通過大規模發債來為政府籌資，進而嚴重收窄了美國利用財政政策應對危機的操作空間。

　　與此同時，傳統的貨幣政策如降息和擴大基礎貨幣發行量等措施也難奏其效：在通貨緊縮的狀況下即便名義利息降到零，實際利率也仍然為正數，從而影響了市場的投資和消費預期，出現總産出大於總需求的狀況，導致經濟陷入廣義的流動性陷阱。

　　兩難的局面之下，量化寬鬆作為“單腿”式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在或“無奈”或精心的選擇下應運而生，在刺激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曾多次強調，在零利率或超低利率背景下，依然可以通過資産購買、降低中長期實際利率等手段來刺激經濟增長和防止通貨緊縮；可以通過承諾機制、資産負債表擴張機制和資産負債表結構改變機制以刺激經濟增長。

　　次貸危機爆發6年來，美聯儲共進行了三輪QE，總計資産購買規模超過3萬億美元，資産負債表規模升至4.5萬億美元，為市場注入了巨大流動性。

　　隨著量化寬鬆這一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精準發力，美國實現了經濟增長加速、失業率顯著下降、美元企穩爬升，股市也迎來新一輪牛市。而在美國認為自身勞動力市場前景出現“顯著改善”，同時在“更廣泛的經濟領域有了顯著的潛在力量”的前提下，美國又適時地選擇結束第三輪QE。2014年10月，美聯儲正式宣佈結束QE3。

　　美國QE的落幕，標誌著全球各國已經從非常規危機管理開始轉向常規的宏觀管理，結構性改革的全球競爭全面展開，世界經濟復蘇開始走向非線性之路。

　　在經濟與市場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個主要國家的“國內”貨幣政策往往會造成“外溢式”的全球化影響。美國量化寬鬆的推出與退出對於宏觀政策的選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其主要可借鑒之處有三個：

　　一是貨幣政策的發力點最終要定向在實體經濟上。

　　美國多輪量化寬鬆為其實體經濟復蘇提供了充裕的市場流動性，如何實現大量、有效信貸進入實體經濟，發揮其對宏觀經濟變數如産出、就業、物價的正向作用，是新常態下中國宏觀政策選擇的一個重要命題。

　　未來，中國應繼續以調控總量為主，實施定向寬鬆的貨幣政策。最關鍵的是，要實現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在保持總量穩定增長的同時，注重推動産能過剩行業調整，定向支援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

　　這一過程中的精準性，則體現在對相關情況的“細分”上：如對於市場前景較好但過於分散的，可以通過並購進行行業整合，並向這些並購提供金融支援；對於市場供給確實嚴重過剩且環保不達標的，要倒閉、退市，對形成的不良貸款要允許核銷；而對於那些國內産能過剩但其他國家需要的，要鼓勵“走出去”，加大對其的外匯貸款、債券融資等支援力度。此外，對於需要定點支援的領域，可以通過定向降準和債券融資等方式，扶持其發展。比如“三農”領域、小微企業和企業技術改造等，都需要貨幣政策的定向發力、定點支援。

　　二是推動本幣國際化可以倍增貨幣政策的效力。

　　儘管自稱是“國內”政策，但由於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卻往往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如改變國際金融、商品市場流動性供求格局、促使國際投資者調整資産組合、引起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出等，可見其貨幣政策因其本幣的充分國際化而效力倍增。因此，中國在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的同時，還要戰略性的、有序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拓展貨幣政策效用的廣度和深度。

　　自2009年7月中國國務院批准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試點，人民幣國際化業啟程。目前，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七大常用支付貨幣與儲備貨幣。有學者預測，未來五年內將形成美元、歐元、人民幣“三駕馬車”的格局。

　　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並非必須忍受鉅額貿易逆差，才能持續對外輸送美元流動性，所以應當正確理解貿易差額與貨幣國際化之間的關係，明確中國當前的戰略重點不是要變順差為逆差，而是要致力於從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

　　在這樣的前景下，鞏固紮實的實體經濟基礎和穩定的幣值，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巨大機遇，持續深入與各經濟體的經濟貿易聯繫，開展一定規模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推助人民幣對外投資和信貸的大幅增長，進行中央銀行之間的廣泛協調合作，最終實現金融交易和貿易結算的“雙輪驅動”，才是政策選擇的精準性所在。

　　三是打好政策“組合拳”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美國的量化寬鬆僅僅是其宏觀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在推出多輪QE的同時，也打出了多策並舉的“組合拳”，且“拳拳見肉”，全方位的拉升了經濟復蘇。

　　此套“組合拳”主要體現為：在實體經濟上，實施“回歸製造業”計劃，不願繼續擔當“最後消費和進口國”的角色；在國際金融治理上，牽頭成立“C6俱樂部”，推動貨幣互換網路，意圖構建國際貨幣政策的“大西洋體系”，扮演國際貨幣體系最終貸款人的角色；在貿易安排上，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和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三大區域貿易談判，初步形成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新型貿易規則。

　　新常態下，宏觀政策的綜合效應，應該是中國在進行選擇時必須要充分考慮的重要因素。當前，世界經濟已進入技術創新拓展期、全球化紅利遞減期和增長模式調整期，中國原有的依附於全球失衡的增長模式、全球化紅利的分配模式以及與世界既有利益格局相協調的産業模式及其背後的政策支撐，都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具體以貨幣政策為例，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和宏觀監管重在強化存量管理，因此流量操作不宜太緊，貨幣供應、貸款規模以及社會融資總額等目標的確定也不宜進行簡單的數量管理。借鑒美國的 “去杠桿化”嘗試，中國實施區域目標管理和彈性管理尚具有較強的合理性。以此判斷，“全面綜合改革”、“強度監管”、“中性貨幣定位”以及“結構性短缺的流動性管理”的搭配，可能是貨幣政策未來一種恰當的組合。據《人民網》 孫明鑫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