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官窯，從廣義上來説泛指由政府出資設立的各種窯造手工業；然而日常人們常提及的，狹義的（也是本文所探討的）官窯，則特指古代制瓷業中帶有政府採購性質的瓷窯，這類官窯是在唐宋時期隨著手工業不斷發展而逐漸出現的。

　　制瓷業中的官窯初現萌芽時，並非官辦，只是民間燒制。如果你曾經造訪過法門寺地宮，裏邊所陳列的精美的秘色瓷，就是當年越州地方政府從民間採購後又轉運給中央的貢賦。《新唐書·地理志五》記載，越州會稽郡的土貢就包括瓷器。

　　由唐到宋，官方對瓷器生産的控制也日益加深。《余姚縣誌》記載：“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時設官監窯”。宋代《志雅堂雜鈔》中提及“大宋興國七年……殿前承旨監越州窯務趙仁濟”。

　　到了兩宋時期，政府採購瓷器，已不單純是“設官監窯”，而是窯廠“受詔命燒造”。

　　首先監督制瓷的官員不再是臨時指派，而是由地方行政官員受命督造，如景德鎮湖田窯曾出土瓷器上銘志：“浮梁縣丞臣張昂措置監造”；另外在中央設立窯務，“掌陶為磚瓦，以給繕營及瓶缶之器”。

　　除此之外，官方督造已經滲透到瓷器製造的各個環節，例如在鈞窯發掘的各式瓷器底部都標記有明確的尺寸、大小、規格，目的在於官方採購嚴格按照標準化進行，以便宮廷配套使用。另外，瓷器的樣式、形制，也完全由官方頒發“官樣”，以滿足宮廷需要：“宣和中，禁庭制樣須索，益加工巧”。

　　而最重要的是，這些受命燒造的窯廠，已經完全被壟斷為官方採購進行生産。唐末和吳越國的貢窯生産，在完成了政府採購訂單之後，還可以從事自主生産，産品流向市場；而宋代開始，窯廠一旦“受詔命燒造”成為官窯，則其産品就不能再流向市場，例如汝窯所生産的天青釉，鈞窯所生産的鈞紅窯變釉，原先都是民窯産品，但是被官方指定為採購品之後就成為“宮中禁燒”，不得在民間流傳，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皇室用器的尊嚴，不得僭越。

　　除了受命燒造的窯廠，北宋末年官方還具資設立了直接隸屬於中央的官府窯廠，也就是民間常説的“汝、官、哥、鈞、定”中的“官窯”。北宋時期的汴京官窯和南宋的修內司、郊壇下官窯，其生産都是由宮廷中專門設立工場，由宮中的捏塑待詔等藝學設計官樣，從民間雇匠，由兵卒承擔力役進行燒造。而這些官窯的産品大多是禮器和祭器，自然只專供皇家使用。

　　而這種官方具資設立窯廠的方式，從南宋開始逐漸成為官瓷政府採購的主流。元代更是加強了官瓷生産的管理，設置浮梁瓷局，並將工匠立籍管理，瓷器生産的一切原料在嚴格預算後由政府採辦，並且在燒造完成後余料必須限期歸還官庫。明清兩朝的官用瓷器也沿襲此例，如《大清會典》記載：“凡壇、廟、陵寢需用祭器，照太常寺圖示、顏色、數目，頒發江西燒造解部。其動用錢糧支會戶部給發。”依此可見明清，是由太常寺（明朝由光祿寺）頒發官樣，由工部發派各地方官府窯廠燒造，由戶部統一支付錢糧。

　　更登峰造極的是，明清兩朝官窯生産中還獨樹一幟地創立了禦器廠（清代改稱禦窯廠），專門為皇家生産御用瓷器，而且派遣內室中官專門管轄，所生産的瓷器也必須悉數送往皇家使用，不僅不能外流，也要和上述官窯生産的“官用”瓷器加以區分。明史和明實錄中都有記載：“西南有景德鎮，宣德（明宣宗年號）初，置禦器廠於此”。“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派內官在彼地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造完者悉數起解……差遣官員，即便回京，違者罪之。”宣德年間曾有一位叫張善的內官受上命監造瓷器，但“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上命斬于都市”。可見御用瓷器是絕對專屬皇家使用，任何僭越都是重罪。

　　回顧古代中國官窯政府採購的發展沿革，我們不難發現，官窯的發展伴隨著的是其壟斷色彩的不斷加深：政府對於燒造官窯廠的控制不斷嚴格，從普通採購，到設官監窯，再到壟斷官窯生産，及至直接由政府設立官辦窯廠、御用窯廠；而政府採購的瓷器樣式，也從官用與民用相區分，逐漸發展到御用與官用也要嚴格甄別。

　　政府採購對官窯的控制，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古代瓷器燒造的原創性，並且扼殺了制瓷業的商品化。但是正由於官窯生産中大量不計成本、集中人力物力的製造，造就了一大批空前絕後的中華古代瓷器瑰寶。例如南宋《清波雜誌》記載“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因此當我們看到那些冠絕古今的汝窯珍品時，不要忘記其中所凝結的政府採購才能夠賦予的價值。

　　另外，官窯也會對後世的民窯生産起到促進作用。正如《青花瓷》歌詞中寫道：“在瓶底書漢隸倣前朝的飄逸”——官窯所謂的“禁燒”工藝、樣式，在改朝換代之後都會流出宮闈，被民間所效倣；而且雇傭大量民間工匠到官窯生産，自然也對官窯、民窯的技藝交流起到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