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天津、吉林、貴州等地農村調研發現，儘管有關部門開展綜合治理打擊賭博成效初顯，但多地農村賭博活動改頭換面、分散隱蔽，有的轉移場所隱藏窩點、專車輾轉接送人員，有的配備對講機、360度監控探頭等先進工具，層層設崗監視執法行動。更有甚者，一些農村賭博組織體系配套環節漸趨完善，抽成放貸坐收暴利的莊家和負責接送賭徒、盯梢、記賬的週邊人員內外分工明確，逐漸形成一條吞噬農民財富的利益鏈條。

　　賭博形式改頭換面轉入地下

　　設局者抽成放貸坐收暴利

　　隨著網際網路在農村地區的推廣普及，賭博借助網路技術“升級換代”並迅速蔓延。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以合法的棋牌室、彩票站為掩護從事賭博行為。

　　近年來，一些地區公安機關堅持“露頭就打”原則，打擊農村賭博取得初步成效。但是，部分地區賭博活動正轉入地下隱蔽發展，手法也頻頻翻新，可以説農村賭博在一定範圍出現“升級”蔓延趨勢。

　　除了案件數目驚人，農村賭博的具體形式在不斷翻新。據山東、河南、天津一些幹部群眾介紹，繼賽馬、鬥雞、賭羊和鬥蟋蟀之後，部分農村地區賭狗開始活躍。記者曾在天津靜海縣與河北交界的一個鄉村看到，4輛小型卡車上拴有共約30條又細又長、擅長奔跑的“細狗”，現場聚集著上百人參賭。組織者每次選出兩條“細狗”分別由兩人牽住，另有1人在100米開外放開一隻兔子，同時放開這兩條狗，就賭哪條狗先抓到這只兔子。一位組織者告訴記者，每條狗身上下注超過5000元才能開賭，而參賭人員每次下注的賭資最低幾百、最高幾千元。

　　部分基層民警還反映，隨著網際網路在農村地區的推廣普及，賭博借助網路技術“升級換代”並迅速蔓延。山西晉城警方曾破獲一個賭博團夥，犯罪嫌疑人趙五慶等人多次糾集、招引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民，利用網際網路參與緬甸賭場舉辦的網路賭博，從中提取利潤。據當地警方統計，約有11個鄉鎮100多農民參與，涉案金額高達3200萬元。

　　此外，隨著近年來各地公安機關打擊力度加大，部分地區農村賭博活動改頭換面、分散隱蔽，有的轉移場所隱藏窩點、專車輾轉接送人員，有的配備對講機、360度監控探頭等先進工具，層層設崗監視執法行動。一些農村賭博團夥甚至具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

　　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以合法的棋牌室、彩票站為掩護從事賭博行為。看似正規的彩票站實際上有正規彩票和黑彩兩個賬戶，棋牌室則以紅、綠、藍等不同顏色籌碼代表不同金額，賭完後再拿籌碼換錢。這種情況即使警方控制了現場、認定了證據，也很難把籌碼作為認定賭博的依據。

　　吉林公主嶺市公安局6月17日破獲一起農村聚眾賭博案件，抓獲本地和外地涉賭人員共100多人。執法人員經審訊發現，賭局的設局者“二十抽一”，即一次2萬元的賭資能抽1000元的利頭。這場賭局剛剛兩個小時就抽了幾萬塊錢。

　　一些不法分子還在現場放高利貸輕鬆坐收暴利。天津、貴州等地一些基層執法人員告訴記者，當前農村賭博較為流行的高利貸是“九五利”，即借給參賭人9500元，3天后要償還1萬。有的地方利息更高，1萬元的高利貸一天利息就是500元。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農村賭博的組織者大多通過抽成、放貸等非法手段輕鬆坐收暴利。一個賭局賭的次數越多，設局者抽成也就越多，一些設局者一天的抽成高達20多萬元。在這樣驚人利潤的刺激下，大量不法分子鋌而走險“一茬接一茬”地推動農村賭博蔓延，有些不法分子為逃避執法機關打擊，頻頻翻新聚賭手法並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

　　賭博組織分工嚴密形成利益鏈條

　　致富能手、失地農民因賭返貧

　　一方面，內部由莊家負責提供場地、召集人員，並從賭局中“抽紅”；另一方面，週邊人員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鏈條，從公安局、派出所門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設有三四道崗哨。

　　記者調研發現，農村賭博形式在改頭換面不斷蔓延同時，也呈現出諸多新特點新動向。其中一個特點便是涉賭人員結構多元化。據天津、吉林等地公安人員介紹，近年來農村涉賭人員在年齡、群體、性別等方面出現多元化趨向。一是年齡由中青年為主開始向兩端延伸。二是婦女比例逐年增加。三是群體結構多元，一些“致富能人”甚至中小學生也深涉其中。

　　此外，農村聚賭地點更趨隱蔽變換。聚賭人員大多“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開展“遊擊戰”，聚賭地點千變萬化。首先是農村生産生活場所成賭博“主戰場”，一些空置老屋、閒棄廠房頻頻被用來聚賭，而且最多不超過3天就換地方。其次是縣市區域交界處成聚賭“好地帶”。第三是深山老林、荒地河邊等偏僻地成為聚賭“新勝地”。

　　同時，農村賭博組織體系配套環節漸趨完善。據一些基層執法人員介紹，當前在農村地區組織賭局需要內外兩方面人員縝密配合。一方面，內部由莊家負責提供場地、召集人員，並從賭局中“抽紅”；另一方面，週邊人員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鏈條，從公安局、派出所門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設有三四道崗哨，酬勞為每人每天100元，負責往返接送參賭人員的司機，一天收入200元，還有專人負責送飯，費用全由莊家支付，一天的費用在1500元左右。

　　在調研中，記者採訪的基層幹部群眾對農村賭博深惡痛絕。他們認為，賭博不但為農村社會穩定埋下極大隱患，也危及基層黨和政府在群眾心目中的公信力。首先應該看到，賭博會誘發刑事犯罪等惡性事件。2013年，吉林公主嶺市公安局范家屯派出所破獲的“9·14”殺人搶劫案，就是一起因賭博誘發的刑事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因輸錢頓起搶劫邪念，在入室搶劫中遭到激烈反抗，順手抄起院中斧頭對受害人痛下殺手。吉林省治安管理總隊負責人曲永發認為，農村賭博往往使參賭農民債臺高築、傾家蕩産，一些輸掉幾千甚至幾萬元的青壯年農民極易因此打架鬥毆、殺人搶劫，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極大負面影響。

　　同時，農村賭博還疊加放大涉黃、涉黑、涉毒等事件負面效應，同時還導致不少農村致富能手、失地農民因賭返貧。

　　以賭為樂助漲歪風邪氣

　　法規滯後成治賭“短板”

　　有關“以賭博為業”的表述是指以賭博所得為生活或揮霍的主要來源，但在司法實踐中，“以賭博為業”缺乏實際可操作性認定標準，也很少有人因“以賭博為業”而獲刑。

　　天津、吉林、貴州等地的幹部群眾和專家學者分析認為，當前部分地區農村賭博活動之所以屢禁不止、屢打不絕，主要是文化建設相對滯後、生活陋習延續難改為賭博活動提供了“社會土壤”。而不法分子為牟取暴利不惜鋌而走險，賭博手法翻新及設賭局者反偵查逃避打擊更是助漲農村賭博蔓延。同時，現行法規滯後、治理力度不強影響到依法打擊農村賭博的效果。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目前有相當多的農民由於受農村地區歷史文化影響，對賭博缺乏正確認識，存在一定程度的“以賭為樂”生活陋習，從而為農村賭博生存、發展提供了豐厚“土壤”。

　　記者還注意到，一些農民“樂賭不疲”，還有很多農民被“一夜暴富”所吸引，逐漸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貴州安順農村一位老“賭徒”告訴記者，他曾親眼看到一個青年農民在輸光後，靠著現場借來的1萬元高利貸當即贏回40萬元。他説，賭博既可以讓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人一敗塗地。一些農民抱著僥倖心理參與進去，初期可能嘗點甜頭，結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嗜賭成性。

　　此外，在法律層面，當前有關部門打擊賭博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3條及相關司法解釋。一些基層執法人員表示，目前相關法規建設滯後，導致依法打擊農村賭博存在“短板”。

　　首先，有關“以賭博為業”的表述是指以賭博所得為生活或揮霍的主要來源，但在司法實踐中，“以賭博為業”缺乏實際可操作性認定標準，也很少有人因“以賭博為業”而獲刑。

　　其次，有關司法解釋對“聚眾賭博”從人數和金額上做出了認定細則，但在實踐中卻遭遇種種尷尬。如“3人以上”的標準往往面臨著“兩人對賭，抽頭漁利累計達到5000元以上，或賭資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等情況，卻不能認定是“聚眾賭博”。

　　第三，對與賭博有關的涉賭人員懲罰細則不夠明確，比如圍繞聚眾賭博而産生的接送、招引參賭人員，在賭場外盯梢望風、維持賭場秩序，幫助抽取費用、記賬的專門人員，對這些週邊人員的懲處，執法機關往往在法理和實踐層面都面臨很大困惑。

　　基層一些民警認為，當前法規側重打擊聚賭人員，對一般的參賭人員缺乏有效有力的處罰細則，這也是農村賭博有所抬頭的一個原因。吉林、天津的一些執法人員表示，在實際操作中，一方面，對參賭人員執法機關只能按《治安管理處罰法》最多拘留15天，起不到真正的懲戒作用；另一方面，公安機關對罰款的執行缺乏有效強制措施，罰款往往很難收上來。

　　（本版稿件除署名文章外，均由記者高楠、李春惠、鄧中豪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