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寧波日報》刊載了兩條新聞，一條是：一場涵蓋小品、越劇、姚劇、紹劇等的文藝演出在慈溪橫河文化廣場進行，根據現實法制故事創作的《遠離六合彩》、《酒後不駕車》、《拆遷進行曲》等節目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一條是：兒子需要重新接受就學資格查驗，糊塗母親高玲竟然用私刻公章的辦法造假，結果構成偽造、買賣國家機關印章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兩條新聞看似不搭介，實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可以假設：如果高玲曾經觀看過一場這樣的文化演出，而且其中正好有一個類似“偽造印章搞不得”的節目，她還會糊裏糊塗地走上犯罪道路嗎？

　　高玲為自己的犯罪行為付出了代價，必定會反思。但筆者以為，應當反思的絕不只是高玲，還應當有我們的普法工作者。也許有人會説，法律不是黑紙白字寫得清清楚楚嘛，你高玲不看、不學、不懂，最後以身試法是罪有應得。然而，法律不應當只寫在紙上、雕在大理石上、刻在銅表上，更應該銘刻在人們心中。

　　我們在普法工作上沒少下功夫，然而卻還是沒有達到這種“銘刻於心”的效應。原因就在於，普法工作一直是以組織化、全民化、日常化的運動方式，將傳播法律的使命窄化為“法條”的全民普及，有人甚至想當然地認為，法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人們需要，自然會如饑似渴地學那些條條框框。事實證明，這只是普法工作者的一廂情願。更多人會被諸如“鋒菲複合”的花邊新聞所吸引，而不會關注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哪些內容。我們不能苛責民眾的喜好，因為法律文化本來就是一種“精英文化”，而“大眾文化”更符合人們世俗化和娛樂化的需求。

　　如何才能讓普法更加“深入人心”呢？慈溪橫河文化廣場上的“普法”與“文化”混搭，可謂找到了突破口。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的一些“名案”中找到兩者的聯繫：鮮有人知道宋朝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但是很多人知道“鍘美案”，知道秉公執法的包拯。

　　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也是借助於文化才得以廣泛傳播。美國一些影視劇中的一句臺詞大家耳熟能詳：“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説的每一句話將成為呈堂證供……”，這就是著名的“米蘭達規則”。最初，這一規則也曾受到美國學界的廣泛質疑，正因為影視作品的宣傳，使其深入美國民眾觀念之中，才無法更改地成為美國法律文化的一部分。這就是文化的作用，它可以潛移默化地把一種價值觀、態度、信念固化到人們心中。

　　旁聽法庭審理案件，應該説是一種高層次的接受普法的過程。但是真正參加過旁聽的人知道，現實生活中的法庭審理絕非影視劇中那樣跌宕起伏，觀感十足，而是大部分時間被冗長繁雜、索然無味的證據羅列所佔據。“最有用的”並不一定是大家“最喜歡的”。

　　從公眾“最喜歡的”角度入手，才能達到“最有效的”普法效果。我們應當摒棄法律文化與大眾文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放下“高大上”的普法方式，突破法律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壁壘，重視大眾文化的傳播力量，把普法工作通過大眾文化深入百姓生活。因為，舞臺上演員們活靈活現的表演，也許比普法人員正襟危坐地“講經説法”更有效、更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