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媒體報道：因為在任時鐵腕治污，大搞環境整治，在農村和城市推進“全民掃垃圾”和“全民洗城”，河北省邢臺市原書記王愛民曾被稱為“治污書記”。然而，王愛民落馬後，“全民洗城”戛然而止，治污運動就此結束，曾被關停的污染企業又開始生産。

　　數月之前還是“重大決策”，幹部落馬後立即偃旗息鼓，這不禁讓人沉思：應該如何看待落馬幹部的任內決策，重大決策又該如何産生才能避免“幹部落馬決策下馬”？

　　落馬幹部的任內決策應該一分為二看，好的繼續落實，壞的立即改正。客觀辯證對待落馬幹部的任內決策，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但實際上，一些幹部落馬後，曾有的決策不管好壞，常常都被終結，造成很大的損失和浪費。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重大決策的個人化色彩有餘而法治化程度不足，或者説人治有餘而法治不足。由於沒有法治的護航，決策一方面容易個人化、情緒化、隨意化，也就是所謂的拍腦袋決策，另一方面也不容易建立起政策權威和制度剛性，也就是所謂的一任領導一任藍圖。如果決策的全過程都能脫離人治而實現法治，那麼，即便出現幹部落馬的情況，其任內決策的結局也大不一樣。下轉5版

　　上接1版 拿“治污書記”來説，推進鐵腕治污肯定是得民心的，如果決策時能夠脫離人治實現法治，聽聽百姓意見，徵求專家看法，搞一下合法性審查，那麼“全民掃垃圾”“全民洗城”這種運動式治污就不可能出現，代之而行的就可能是一個更加科學、合理的治污策略。而假如治污的戰略和措施是一屆領導班子共同做出的，那麼，即便一兩個幹部因為種種原因落馬離任，決策還是能夠照常執行，不會出現“幹部落馬決策下馬”的情況。

　　遺憾的是，一些幹部在推進決策時，往往沒有這種意識。在他們看來，當了領導，那就應該一言九鼎，把徵求意見、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等視為羈絆和累贅，把一個人説了算視為“有魄力”“有面子”。殊不知，在決策中履行徵求意見、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等程式，是對個人的約束，也是對個人、對決策的有力呵護。

　　不久前，全國政協常委賴明寫了一篇《官員説話不宜稱“我的”》的文章，認為一些幹部説話動輒“我的人口”多少、“我的GDP”多少、“我的財政收入”多少，表現出強烈的個人膨脹和居功意識。由此想到，在決策中，幹部同樣要多些集體意識，少些“我的”意識。一旦“我的”這種意識多了，幹部的個人主義就會強化，集體領導的意識就會淡化，本來應該是大家共同做出來的決策就容易變成個人的拍腦袋決策，因而也容易成為短命的決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其用意，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