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的扶貧開發經驗對非洲更具吸引力

　　主持人：過去幾十年，西方發達國家在非洲投入了大量資金，開展了廣泛的發展援助。但是，近年來很多非洲國家開始更多關注中國的發展和減貧經驗，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扶貧開發經驗産生濃厚的興趣呢？

　　嘉賓：在過去60多年中，西方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非洲大陸的實踐遭遇挑戰，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持續低迷，貧困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而在同一時間內，中國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經濟發展和減貧成就。1981年，按照1.08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有6.34億貧困人口，佔世界貧困人口的43.1%，而到2004年，中國的貧困人口為1.28億，佔世界貧困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2.24%。而反觀非洲，貧困人口數量從1.68億上升到2.98億，佔世界貧困人口的比例也上升到30.77%。

　　二戰後，獨立後的非洲國家面臨著“國家現代化”的任務。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以“現代化理論”為指導對非洲進行發展援助，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大量的資金和項目投入給非洲帶來了可觀的變化。從縱向上來看，非洲很多國家如坦尚尼亞、衣索比亞、迦納、肯亞等國家的福利水準、教育衛生條件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觀。但是，時至今日，非洲國家經濟發展依然缺乏可持續的機制，貧困依然呈現長期化特點，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還不如20世紀60年代剛剛獨立的時候。

　　之所以造成這種原因，是與西方的援助模式分不開的。西方的發展理論框架是建立在一個良好的制度和自由的市場經濟基礎之上。從理論上講邏輯導向並沒有錯，但是在實踐中遇到相當多的麻煩。在過去的40年，很多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經歷了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援和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示範下採取的工業化發展戰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的“結構調整”計劃以及自力更生基礎上傾向於內向發展的《拉各斯行動計劃》等一系列發展階段。西方國家在非洲的發展干預戰略不斷搖擺，並沒有解決非洲發展需要突破的核心問題，非洲國家既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沒有建立起民主、透明、法制政府，大量外援成效甚微。在這種背景下，非洲國家普遍出現了“向東看”趨勢，希望借鑒或仿傚“中國模式”，希望擺脫長期被西方國家單一模式控制狀態。

　　編者按

　　建設一個沒有貧困和饑餓的世界，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從開展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到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從有針對性的扶貧開發，到整村推進的新世紀扶貧開發戰略；從集中連片特殊貧困地區到到家到戶的精準扶貧，我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進程。而與此同時，非洲等一些發展國家仍飽受貧困的困擾，缺乏擺脫貧困的有效辦法。發展中國家能否學習中國的減貧經驗？中國怎樣把自己的扶貧開發“故事”更好地分享給發展中國家？本期《觀點》版專訪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李小雲。

　　主持人：本報記者 張偉賓

　　嘉賓：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 李小雲

　　2基於本國發展實踐的漸進式改革過程

　　主持人：儘管中非都是從二戰後開始經濟發展的步伐，但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自然資源上都存在巨大的差異，那麼非洲國家能夠學習中國的扶貧開發經驗嗎？

　　嘉賓：在過去十多年中，中國著眼于提升軟實力和增加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支援、舉行了各種高級別發展對話和培訓等活動，很多發展中國家也積極學習中國的發展和減貧經驗。但是應該看到，中國的發展和減貧之路有其歷史的延續性和現實的特殊性，很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如“經濟特區”，“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等對中國的發展與減貧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僅局限在這些政策方面並不足以全面把握中國發展與減貧的核心。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貧困減緩過程，並沒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社會制度路徑，而是有條件的、漸進式的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改革，這樣的改革過程很大程度上既符合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更避免了大規模變動給社會經濟造成的動蕩傷害。儘管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存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諸多差異，非洲國家很難複製中國的發展模式。但是中國按照自己的國情發展的成功經驗已經成為了國際社會的共識。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堅持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均可以為非洲國家提供很多有意義的借鑒。

　　中國經濟增長和減貧的成功實踐給非洲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應該是：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本國經濟條件、基礎資源、政治制度的發展道路。只要把中非現實差異分析清楚，並在此基礎上總結中國的減貧經驗，然後有選擇的借鑒參考，非洲是完全可以學習中國的減貧經驗的。

　　正如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的，中國的發展是中國特定國情的産物，各個國家的發展都要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中國故事”的核心就是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實際上也為學習分享中國經驗提供了指導思想。

　　3築牢有利於經濟發展和大規模減貧的制度基礎

　　主持人：發展中國家要進行怎樣的政治經濟制度建設，才能更容易取得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成就？

　　嘉賓：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把國家發展與民眾福利聯繫在一起，而且將這一目標作為其連續一致的政策。

　　中國在建國之後的三十年內，進行了巨大的基礎設施投入，建立了自主的工業結構，相對現代化的農業研發體系和相對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相對封閉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積累了如何依靠自身力量的發展經驗。此外，中國完成了廣泛意義上的土地制度改革，為多數人依靠農業擺脫貧困創造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建國後至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積累起來的工業基礎、教育和醫療水準的進步、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農業基礎設施從制度、社會、技術等方面的全方位建設為改革開放和利用國際市場奠定了基礎。我們可以説改革開放前30年提供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角度的公平，為以後的經濟發展和減貧創造了主要的條件。

　　1979年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以按勞分配為核心的分配製度、以對外開放為主要特徵的貿易投資制度以及以優先發展消費品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為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復蘇和快速發展。此後，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狀態。經濟快速發展“涓滴”到普通農戶，給多數人利用市場增收致富創造了條件。

　　相對公平的資産分配製度（主要是土地制度）和高速的經濟增長使得大多數中國貧困農民得以分享市場的機會和利潤，從而擺脫貧困。大規模的減貧需要國家在制度層面上進行宏觀設計，確保有利於脫貧的發展導向。

　　4發展農業和農村工業是擺脫貧困的主要路徑

　　主持人：從經濟發展過程來看，有哪些産業應該是擺脫貧困的優先選擇？

　　嘉賓：中國的減貧過程是以農業經濟增長的過程為基礎的，從1978年至1985年前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快的，同時農業增長年均達到8%，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農業增長，這個階段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50%。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土地使用權制度改革開始，落實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打破了原先以生産隊為基本單位的計劃經濟生産方式，解放了生産力提高了勞動效率，同時也解決了困擾中國政府和人民多年的糧食安全問題。反過來，農業産品的剩餘為農民儲蓄的增加和其他産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85年之後很長時間，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民增加了收入，拓展了農民與市場的聯繫。隨著農業生産率的提高，農民的溫飽問題逐步得以解決。但是在農産品銷售市場尚不夠發達的情況下，為了滿足農村居民的生活需求，為了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許多地方開始了以農産品轉化為主要特色的鄉村企業的經營，並在此基礎上演化出了以小商品加工銷售為主的“溫州模式”和以小型加工業為主的“蘇南模式”，繁榮了地方經濟並擴展了市場流動的空間。

　　5農民和農民工為融入全球價值鏈做出了巨大貢獻

　　主持人：與中國相比，非洲國家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全球價值鏈和市場中，分享市場機會和利潤？

　　嘉賓：中國製造能夠迅速在全球崛起，佔領廣大市場，除了中國勞動力素質以外，也付出了犧牲農民和農民工福利的代價。無論是建國之初基本工業體系的建立，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工業和製造業的快速發展，都與農民和農民工密不可分。中國農民在福利上的損失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中國製造的成本，從而為撬開國際市場，從國際市場上獲利創造了條件。無論是從建國初期，還是改革初期，如果以西方福利國家的模式發展工業，那麼將會極大增加中國製造的成本，中國製造佔領全球市場的能力將大受影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發展和扶貧開發的經驗的核心是中國農民，正是中國農民在發展過程中巨大的福利讓步，才會使中國工業和製造業快速發展，從而為促進整體經濟起飛奠定基礎。

　　在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做出貢獻的不僅是農民，包括工人、政府官員和學者在內的中國勞動人民用他們勤勞的付出，為融入到全球價值鏈過程，利用全球資源發展經濟從而最終促進經濟快速大發展創造了條件。

　　6讓中國的扶貧經驗更好地在海外落地生根

　　主持人：在海外推廣中國的扶貧開發經驗，需要注意哪些因素？如何才能更好的推廣中國扶貧開發經驗，讓更多需要的人分享中國經驗？

　　嘉賓：這兩年，在國務院扶貧辦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的支援下，中國農業大學在坦尚尼亞建立村級減貧學習中心，通過現場展示示範的勞動密集，節約資本的農業技術。在我們現在與非洲分享經驗時，往往會讓他們看我們現在的農業，給他們的印像是中國農業的研究就是拖拉機，化肥農藥等，其實，我們的農業是靠勞動集約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在坦尚尼亞的農村現場示範玉米密植種植技術，使當地的玉米産量從過去的一英畝4大袋（當地計量單位）增加到現在的12大袋。示範成功後，越來越多的當地農戶開始採用密植的示範技術。玉米密植的技術示範成功，重要的基於當地農戶發展的內生過程，尊重當地農戶的生計邏輯。

　　在開展國際扶貧項目和發展援助時，首先要充分認識中外不同之處。經濟上，中國建立起了完整的經濟結構，而非洲國家以初級農産品和礦産品為主，産品附加值較低。社會結構上來説，中國相對穩定的以社會關係中的差序格局為核心的“強國家與強家庭功能並重”的社會結構既利於發揮國家的作用，也有助於成員之間互相幫助以減輕風險。而非洲國家缺乏長期中央集權的歷史和獨立執政經驗，加之民眾對國家認同薄弱，形成了“弱國家——強部落”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既不利於國家對資源的集中調控，也不利於建立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産方式，個人激勵容易被種族和部落傳統權威弱化。

　　其次，要避免帶著發展優越感進行交流分享，要和受援國建立夥伴式的關係。中國在坦尚尼亞的扶貧項目就是這樣一種夥伴式關係，得到了坦尚尼亞政府和中國駐坦尚尼亞大使呂友清的高度評價，認為這樣的扶貧項目是把傳授中國經驗的教室從國內搬到了非洲，把傳播中國減貧經驗的舞臺從教室搬到了農村。在進行扶貧和發展援助時，要樹立一種觀念，我們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傳教士，而是把我們取得成功的東西拿出來給需要的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得以擺脫貧困。

　　第三，要避免陷入西方話語權的解釋陷阱。中國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扶貧開發路徑。儘管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也充分利用了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但是市場並不是中國經驗的全部。中國的發展過程很好的演繹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漸進性的、試錯性的互動關係。在中國的發展實踐中，政府不僅僅是當市場失靈時起糾正和彌補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領了市場的規範發展。

　　第四，要充分認識到發展和減貧的核心要素是農業、是鄉鎮企業、是勞動力資源，而不僅僅是發展援助和政治制度建設。在自然資源既定的前提下，走依賴農業和鄉村工業增長的經濟發展過程將更有利於貧困農戶擺脫貧困。

　　最後，要加強在海外宣傳扶貧開發的能力建設。不僅僅是加強與受援助國的文字、語言交流和溝通，更重要的是，把中國扶貧開發的經驗用受援助國和國際社會便於理解和操作的形式表達出來。中國的扶貧開發經驗具有特殊性，只有把中國的特殊性和全球貧困的普遍特徵結合起來，找到中國實踐和海外扶貧理論聯結的節點，才能真正讓中國的扶貧經驗在海外生根發芽，讓更多的貧困人口因為中國的扶貧理論和經驗擺脫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