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總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活動的經驗，提出了一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一般理論，並以此理論分析中國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各項成就，面臨的主要經濟、社會問題，探討其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新版針對近年來此起彼伏的“唱衰中國”論調，專辟一章“危機後的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予以駁斥，對我國未來改革發展前景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分析與預測。附錄四“我為什麼不支援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從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和穩定的角度對資本賬戶開放的強烈呼聲給出不同的聲音。附錄五“我到底和楊小凱、張維迎在爭論什麼”分析有關我國改革道路的選擇、經驗的詮釋和理論的創新，並告知大眾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是由不同觀察角度和不同知識儲備而得出的不同看法，通過相互切磋可以互相增進。

　　我到底和楊小凱、張維迎在爭論什麼

　　林毅夫

　　一、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繼續保持高增長？

　　唯一能解釋我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只有外部的國際週期性因素。

　　我認為中國經濟還必須走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那麼中國到底還有沒有效率高、效益好、品質高的投資機會呢？其實還不少。

　　國內外普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感到悲觀，認為中國經濟從1978年到2013年已經持續了35年9.8%的高速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不曾有過，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8%~10%的經濟奇跡也就維持了二十幾年，之後降到7%以下，甚至只有4%或更低。他們認為，中國沒有辦法違背這個歷史的自然規律。

　　在第一講中我談到，經濟增長是由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驅動勞動生産率水準不斷提高帶來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在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上有後發優勢，用好這個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數倍于發達國家。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和南韓等在跟美國同一差距所代表的後發優勢的水準上，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8%~9%的增長。所以，從後發優勢的潛力來看，中國大陸從2008年開始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這個判斷是客觀的分析，而不是樂觀臆斷。

　　二、我為什麼不支援資本賬戶完全開放？

　　從上世紀70年代華爾街、美國金融學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資本賬戶開放後，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波動更為頻繁，危機發生更多。

　　資本賬戶的開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只要開放就很難收回來。

　　從南韓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驗來看，我覺得我國資本賬戶開放後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還很大。首先，我們推行的是雙軌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沒有消除，還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跟改革不到位有關。其次，跟發展階段也有關。即使我們變成全世界最大經濟體，我們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也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發達國家那種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並不完全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本身在金融結構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麼高，如果採用那樣的結構，大量資金流進、流出會給經濟造成過度的波動，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會相當高。

　　三、 我到底和楊小凱、張維迎在爭論什麼？

　　2002年我和楊小凱教授有關“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討論。這些爭論實際上涉及我國改革道路的選擇、經驗的詮釋和理論的創新問題。……為了使這場爭論能夠實現會議主辦方原先所設想的初衷，我特地對照我國和其他轉型中國家的實踐，再次回顧20年前關於國企改革、12年前關於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爭論，並就中國經驗和回歸亞當·斯密等問題寫了一篇專文“我到底和楊小凱、張維迎在爭論什麼”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2002年12月，小凱在天則研究所的一個講座中提出了後發劣勢的觀點，認為落後國家模倣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倣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後國家傾向於模倣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倣發達國家的制度，這樣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倣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因此，他認為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為了克服“後發劣勢”，他主張后發國家應該由難而易，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倣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倣。

　　和小凱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先推行共和憲政，等憲政建立起來以後再來發展經濟以克服不去模倣發達國家優秀制度的“後發劣勢”的觀點不同，我從1994年和蔡昉、李週一起出版《中國的奇跡》一書以來，就一直認為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來看，後發國家固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必要不斷對現有的經濟、社會體制做出改革，但一個後發國家並非要先進行英、美的憲政體制改革克服了後發劣勢以後才去發展經濟。

　　(摘選自本書，標題為編者所加)

　　《解讀中國經濟（增訂版）》

　　推薦指數：★★★★

　　作者：林毅夫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林毅夫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1994 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2008 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屆滿，返回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