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來，中國一貫高企的投資增長率出現趨勢性下滑，到今年前8個月，投資增長率已經只有16.5%。如何看待當前投資增速的放緩？記者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

　　《經濟參考報》：您如何看待今年以來投資持續下滑？

　　劉偉：中國的投資需求數據一度很好看。2008至2012年，連續五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率都在20%以上。增長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推動的。以政府為投資主體，第一沒有市場效率，第二不可持續。中央政府財政赤字佔G D P的比重現在已經到達2%以上，高的時候達到了2.8%。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地方債務的風險越來越大，已經引起中央高度關注，還有多少財力繼續投呢？這就有可能導致投資需求不可持續，關鍵是企業的力量不夠。

　　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創新力不夠，有錢也找不到新的投資機會。在原有産品結構不升級的情況下，投資就是重復建設，重復建設就是泡沫。小企業是需要投資的，但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間借貸綜合貸款利率超過了15%。大企業有錢投不出去，小企業想投沒有錢，所以必須依靠政府來投資。投資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在政府擇機退出之後，企業力量沒有跟進，那就必然引起投資增長的回落。

　　《經濟參考報》：如何認識投資增長率趨勢性下滑？

　　劉偉：從需求結構上看，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出口和投資拉動，2007年以前是出口和投資，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則更多地依靠投資拉動。目前在我國的國內總需求中，投資或者説固定資本形成所佔的比重已經達到50%左右，而在大多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這一比重都在30%以下。即使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高速增長階段時達到40%以上的也很少。日本在高增長階段，1970年這一比重最高曾達到39.5%，現在已經回到30%以下。這種高積累對我國一定時期的高增長具有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投資效率降低、産能過剩以及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等一系列問題。而從經濟發展階段上看，伴隨著生産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也必然要發生變化，第三産業的地位提升需要在最終需求方得到居民和政府消費的配合。因此，在需求領域，由資本拉動轉化為消費拉動也是我國由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選擇。

　　《經濟參考報》：那麼，如何根據經濟發展的新形勢調整需求結構？

　　劉偉：調整最終需求結構比調整産業結構更加複雜，因為最終需求的形成需要有各個收入部門，包括政府、企業、居民、國外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支援，而這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實際上就是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格局，最後形成了國民收入的最終使用。現在我們用基尼系數和居民收入組反映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只是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居民部門內部收入分配中的問題。但在實際上，如果從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也就是宏觀分配的角度上看，形勢同樣是嚴峻的。（下轉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