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 燕

　　■教育時評

　　教育部核準發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及南開大學、浙江大學、中南大學、中山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9所高校章程。作為大學的最高學術機構，各校均強調學術委員會的地位，一般由權威專家學者組成。但北大大膽創新，將首次吸納學生代表參與其中。清華大學則明確規定，校長不能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10月9日《北京日報》）

　　中國高校終於進入“立憲”時代，怎麼歡呼雀躍都不過分。從國外大學的經驗看，大學章程就是界定高校內外各種利益主體間權責關係，並用“法律”形式規定起來，以約束大學的舉辦者（投資人）、管理者等主體。之於中國的國情，優質高校的舉辦者都是公立。一方面大學內部的權力結構及其治理，本身容易；另一方面，大學與外部（主要是行政管理部門）的關係如何平衡，以確保大學擁有足夠的辦學自主權並不容易。

　　大學章程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但因為教育的特殊性，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色彩，導致了公權力的介入越來越深。很大程度上説，大學章程更多只能規範高效內部的治理，至於外部關係的平衡，特別是校長、書記的任命，高校章程恐怕愛莫能及。有學者還指出，我國高校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在現實層面，如何理解和平衡“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之間的關係，就成為棘手的難題。

　　同時，長期以來的行政化浸淫，大家不僅習以為常，相應也形成了教育系統內部的既得利益群體，這正是問題的難解之處。大部分教授、校長、官員都對此欣然接受已久，改革的動力必然很小，改革的對象卻註定基數頗大。在很多場合，我們都能聽到不少高校校長、教育領域官員對現今大學行政化的不滿和批評，但不能光看表面，當改革觸及核心利益之時，改革的阻力大增，動力也就消減。要實現高校真正的去行政化，一蹴而就和淺嘗輒止都是應警惕的。前者過於理想化，後者淪為教育政績。

　　另外，在當下高校過於行政化的情況下，大學章程的制定本就一波三折，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換屆，很有可能影響到大學章程的有效實施。特別是已制定好的章程，很有可能因為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領導的換屆而被束之高閣，甚至推倒重來。

　　在改革裹足不前時，高校章程的制定及其他零星的探索值得鼓勵。要將其星火燎原，當務之急是要立法先行，確定改革步驟，既表明改革的決心，也保障行政權力、學術之間的權利、責任關係。所謂世界一流公立大學的管辦分離，即是如此。國家教育中長期規劃中，已經明確了政校分離、管辦分離的方向，接下來重在落實。

　　大學章程的制定和實施，和高校去行政化必須同步進行。一定程度上説，去行政化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成敗實際上至為關鍵，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在現代教育體制中，政府可以通過撥款機制來體現政府對大學的管理，避免行政部門對大學管得過多、過死，以實現主管部門和高校的合理權責劃分。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去除在於管辦分離，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去行政化，必須有體現學術第一、高校自治的大學章程。外部立法和內部章程，互為補充，才能保證高校選任、議事、決策的獨立性，最終實現政治的歸政治、行政的歸行政、學術的歸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