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發佈2014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500強名單，中國內地共有32所學校上榜，然而未有學校進入100強。（8月15日中國網）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雖然不能完全真實、準確地反映大學學術研究能力的高低，但不可否認，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基本上體現了真實的情況。中國學校未進入百強，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事實上，中國高校並非不注重學術研究能力。相反，中國恐怕是世界上最注重高校學術研究能力的國家之一。正如近日一則反映中國當前高校青教生態的報道所顯示的，中國高校內部職稱評定、資源配置、教師收入都主要與反映教師學術研究能力的科研課題、學術論文的品質與數量掛鉤，而教學則被置於一個較不重要的地位，這恰恰與歐美高校之注重教學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方面是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的低下，另一方面則是國內重科研、輕教學的高校生態，二者的交相拷問，令我們不得不反思中國高校學術研究的體制與機制，究問中國高校以政府課題為科研資源主要配置方式、以論文發表為科研能力主要評價方式的科研機制之弊病與痼疾。

　　以政府課題為科研資源主要配置方式、以論文發表為科研能力主要評價標準，表面上看來，乃是學術研究之外在的、程式性的問題。然而，實際上，前者是以權力規制科研方向、界定科研範圍，後者是以利益引導科研方向、框定科研目標，前者關乎政治，後者關乎商業，他們深刻地影響乃至制約著學術研究活動。

　　在我們國家，學術研究投入之主要方嚮往往是由一個個課題所決定的，課題所在乃是投入所向，一般來説，大課題則有大投入，小課題則有小投入，無課題則往往無投入。這就使課題成為科研資源最重要的配置方式，也成為決定學術研究領域、側重、範圍的“指揮棒”。而課題分配權則掌握在公權力部門手裏，這就無形中使得公權力具有了規制科研方向、界定科研範圍之能力。學術研究本是一項自由事業，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學術研究的基本倫理已成為共識。而權力的規制與界定鉗制了在學術研究中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成果的獨立與自由，使學術研究成為喪失靈魂的“官學”，淪為公權力的附庸。更有甚者，在社會科學研究某些領域，研究之禁區俯拾皆是，研究之結果早已框定，研究之方法缺乏新意，如此研究，如何能産生優秀的研究成果？

　　權力之外，尚有商業的利益導向。論文發表關乎畢業文憑、職稱評定、學術地位，這些都密切關係到研究者的自身利益，但是，面對大量的需求，國內學術界所提供的可供論文刊發的期刊卻相對較少，供需嚴重不平衡導致其中黑幕重重，潛規則橫行。久而久之，劣幣驅逐良幣，潛心做研究逐漸失去生存空間，投機與濫製成為業界生態，科研能力逐步走低。

　　在權力與商業的夾逼下，學術研究的自由度與獨立性逐一喪失，學術研究偏離正軌、失其本真，淪為權力的附庸與商業的收割場，科研能力低下即不可避免。事實上，“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所反映的，並不僅僅是高校的學術研究能力，而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科研創新與學術思考能力，這尤其值得我們警醒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