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以財行政，以政控財”之謂也，簡而言之，就是政府理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彰顯了新一屆黨中央把政府理財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為一名在基層財政戰線上默默耕耘的普通財政人，年近花甲之時，回首自己四十年工作生涯，筆者借助“依法理財”這一話題，談談自己的“思與行”。

　　依法理財的歷史思考

　　立國為政，非財莫舉。歷史證明，理財思想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直接反映。理財政策的制訂、實施與變革，對整個經濟、政治、社會的發展變化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歷經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辛和挫折，在改革開放中闖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上了歷史的快車道。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理財思想經歷了從傳統計劃經濟背景下的國家分配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理論的轉變；理財方式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優化、政府職能轉變不斷得到完善；財政管理體制則經歷了從“統收統支”“分級包乾”到“分稅制”的轉變。依法理財，也隨著“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提出孕育而生。依法理財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內容，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本質要求。因此，依法理財是當代中國政府理財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我國黨和政府治國理政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

　　依法理財的現實處境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財政收支規模不斷擴大，民生領域的支出佔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體現出政府理財的人本主義思想。但從我國目前財政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來看，由於預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透明度不夠，預算支出缺乏硬性約束；財政收入的中低速增長與支出剛性增長的矛盾加劇，財政赤字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速積聚；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規範等問題；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項目過多，資金分散，不利於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到財政在處理“效率”與“公平”關係上的效能發揮，制約了我國政府應對“馬太效應”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效率。

　　上述這些主要問題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於對財政的本質屬性認識不足，法制建設滯後，法制觀念淡薄，外部監督缺位，內部制約乏力，以致財政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現象不同程度存在，依法理財難以從根本上取得實際效果。

　　依法理財的未來之路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簡短的24個字，不僅闡述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也為全面推進依法理財、建設法制財政指明瞭方向。

　　筆者認為，未來推進依法理財，應當將法治財政建設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之中去思考，反映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之中來謀劃，體現在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工作任務之中抓落實。具體而言，從財政管理體系上看，應堅持“生財有道，聚財有方，用財有度，管財有效”；從財政法制建設上看，應做到“立法科學，執法嚴格，司法公正，普法完備”。

　　一是逐步完善財政法制體系。立足做好“蛋糕”，按照有利於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原則，健全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法律制度。逐步將現行以行政法規形式頒布條例的15個稅種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提升財政立法層次。全面實行“營改增”，將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消費稅徵稅範圍，加快房地産稅立法，推進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清理規範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政策，健全完善非稅收入管理的法律制度。

　　二是提升財政法制的科學性。針對當前財政管理的薄弱環節和財政改革的難點，制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提升依法理財的效率。探索建立現代政府預算管理制度；審核預算的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建立跨年度的預算平衡機制，編制中長期財政預算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實施全面規範的預算公開制度；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及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三是健全財政監督體制機制。充分發揮人大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行政監察、紀律檢查和財政內部監督檢查等職責，形成監督合力，加強對財政決策、財政執法行為的監督制約，強化對財政內部重點部位和關鍵環節的風險防控，逐步構建覆蓋所有政府性資金和財政分配全過程的“大監督”格局。對在監督檢查中發現違法違紀問題，決不姑息遷就、避重就輕。

　　四是抓好財政法制宣傳教育。在社會公眾中廣泛宣傳、解釋財政法律法規和政策，營造全社會知法懂法、自覺守法的良好氛圍；有針對性地加強對財政幹部的法制教育、廉政教育，從思想上、行動上提升依法理財、依法行政的意識和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