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一段時期的貨幣政策，總體來説，央行已經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央行貨幣政策的目的，一方面要調總量，另一方面還要調結構。而且在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裏，還要關心經濟增長、充分就業、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問題，甚至還要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的問題。

　　在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央行其實是在走鋼絲，要在不同的各種壓力之間，尋找出一個最佳平衡方式。

　　這些年，央行不斷地運用新的方式、推出新的工具品種，在各種目標之間尋求平衡，也取得不少成績：總體上，通貨膨脹比較穩定，資産價格也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經濟增長也還算保持比較快的增長。

　　定向調控作用積極

　　可以説這10年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一直都沒有根本解決，並且還伴生了一些新情況。

　　一方面，為對衝4萬億元外匯儲備，基礎貨幣投放量近27萬億元。現在的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值接近2:1，是全世界最高的。這個衡量流動性過剩的指標，能説明一些問題。

　　另一方面，M2的增長速度仍遠超GDP增速。8月M2是12.8%，7月是13.5%，GDP大概是7.5%左右，比M2低了5?6個百分點，再扣除物價指數，中間還有2.5?3個百分點，説明流動性還是充足的。也就是總理説的，池子裏的水夠多了。

　　但是，為什麼中小企業和市場，還是感覺到乾涸？為什麼市場利率還在走高，中國的利率還高於國外很多呢？這需要進行結構分析。

　　第一，池子裏有些水變成了冰。比如大量存款準備金就是被凍住了的水；

　　第二，池子深淺不同，池子之間的水不能相互流動，甚至還有池子漏水，這就導致水的分佈不均勻；

　　第三，池子裏的水有些已變成污水，如很多積壓在房地産、産能過剩行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一些半拉子工程裏的錢。

　　針對上面這些情況，央行提出定向調控、定向降準的策略。對支援中小企業和三農比較多的金融機構採取定向降準、定向再貸款的辦法來扶持這些重點支援的行業領域，採取這些措施是有效的，至少在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但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只能起到自身所能起的作用，絕對不能依賴貨幣政策解決一切問題。很多問題需要改革，需要整個宏觀經濟各部門配合才能解決，有些最終還是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

　　行政干預不能在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越來越背強化。這些年來，有些改革名義上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努力，但實際上的做法，如調控方式卻越來越行政化、越來越微觀化，無形中抵消了改革效果。

　　當前，我們所有的問題都是與我們對經濟增長速度預期下降、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關，把"新常態"理解為經濟增長速度可以低點再低點。

　　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

　　如何理解"新常態"

　　2010年以來，GDP增速從10%逐年下降，2014年一季度進一步下降到7.4%，從8月份數據來看離7%的新低已經不遠。

　　這首先是預期問題。人們的預期不斷地下臺階，投資者對投資收益的預期就會下降，當形成普遍觀點時，不僅投資上不去，整個消費也會下降，最終整個經濟就會不斷下行。

　　於是有些人把這种經濟增速下降、結構調整的"降速換擋"等理解為一個"新常態"。這是有問題的。

　　我認為要全面準確地理解習總書記的"新常態"，把發展速度與品質、效益結合起來，把經濟調整到可持續、科學、有品質和惠及老百姓的發展道路上，而不是把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當成一個常態。

　　那麼，如何保持在增速下行的壓力下GDP仍往上走，保持高儲蓄率和較高的投資率，就需要我們用新的思路--這才是真正的新常態。

　　首先，要有一定的增速才叫發展。在現有格局下，經濟發展的動力還是投資。消費根本不是動力機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未來更好的消費，也是為了更高品質的消費。

　　第二，投資主體是政府還是市場要具體分析。理想的投資主體是市場來投、民間來投，但在整個市場都沒有信心的情況下，政府再不出手，經濟形勢會繼續往下掉。

　　第三，資金從哪兒來？最大的一筆是外匯儲備。現在外儲買的是國外資産，收益率4%，而國外資本在中國的投資收益率是22%。國內一方面資金成本大大高於對外投資，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對外投資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資，這是極不合理的融資格局。

　　疏導各個池子

　　所以當下要做的是，搞活金融，疏導各個池子，清除阻礙活水流動的各種障礙。

　　降稅、降息、降準，是一個從根本上提升市場預期的辦法。在這方面光靠央行降息降準不夠，財政也要加大降稅力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結合起來使用，搞好協調。

　　降息降的是總成本，降準是央行資産負債表的瘦身。此前央行已經進行了兩次定向降準，對市場已經起到積極引導作用，但還應加大力度，實行普降與定向相結合，直至把準備金率降至國內經濟可承受的合理水準。

　　另外，現在還有個誤會，認為融資難融資貴是企業的主要問題。這也不全面。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企業遇到的最大問題排名裏，融資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甚至還排不上前三位。企業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招工難招工貴，人力成本在提高。這就要求在城鎮化進程中圍繞農民工問題出臺一些重大舉措。比如，如何在農民工進城就業時幫其解決住房、子女教育、配偶工作、父母盡孝等問題。我認為可以推動實施農民工轉型工程，圍繞農民工進城穩定下來之後，如何把他們轉變成現代産業工人，去幫他們解決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在釋放人口紅利裏面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即人才紅利，或者叫品質紅利。不能單單把人才紅利理解為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農民工也可以成為人才紅利的重要源泉。

　　而這些都是單靠貨幣政策所無能為力的，要靠改革和其他相關政策來推進。

　　文/徐諾金 本文由《財經國家週刊》記者王春梅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