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認為，美聯儲要到2017年才能將利率水準調整至正常區間。以往教訓警示我們，美國利率波動極易産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國際社會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須未雨綢繆，加快經濟結構性改革予以應對

　　美聯儲年內第六次議息會議雖未改變利率前瞻性指引，但暗示加息速度或將快於市場預期。分析人士認為，美聯儲要到2017年才能將當前接近零的利率調整至正常值。以往危機的教訓警示我們，美國利率波動極易産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國際社會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必須未雨綢繆，以贏得應對危機的主動性。

　　歷史上，無論是拉美金融危機還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都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和資本跨境流動的推波助瀾不無關係。因此，就應對升息衝擊的緊迫性而言，發展中經濟體任務複雜艱巨。

　　首先，發展中經濟體的當務之急在於加快改革步伐，去除經濟結構性痼疾，以免升息帶來的連鎖反應誘發地區性的經濟危機。對嚴重依賴資源出口的新興經濟體而言，應加快轉變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自主性，並通過強化宏觀審慎的監管政策，降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其次，面對“資金池”水位的持續下降，新興經濟體應通盤考慮資本流動管理政策，降低短期資本大進大出的風險。一方面可通過加息來提振本幣匯率，降低短期資本流出的衝動，並將貨幣政策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性調控，保持基礎貨幣投放穩定；另一方面，對已經完全開放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可採取特定的資本賬戶管制措施來抑制資本外流。對未開放資本項目的國家而言，在國際資本市場劇烈動蕩的環境下，要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審慎對待短期資本開放。

　　第三，新興經濟體應深化區域金融合作，聯手建立相關應急機制，以應對全球金融格局變化帶來的新衝擊。已有專家建議，金磚國家可提前啟動原定於2016年啟動的外匯儲備應急機制，及早應對國際資本流動性收緊引發的衝擊。還有專家學者提出擴大已有貨幣互換協議的建議，比如中日韓與東盟國家可進一步擴大《清邁協議》的貨幣互換規模，並將其延伸至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以增強亞洲整體的危機抵禦能力，等等。

　　第四，發展中經濟體可充分利用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協調機制，積極反映自身訴求，定期就美國金融、貨幣政策變化等與美磋商，敦促其承擔大國責任，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政策溝通與協調力度。一旦地區或全球性宏觀經濟指標發生異變，新興經濟體即可借助國際機構平臺，做到及時溝通、及時處理。

　　對我國而言，由於中美利差擴大等套利因素存在，國內並未出現資本外流的跡象。不過，這一趨勢也存在不確定因素。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正好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金融改革加快相互疊加，這將更加凸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當前，我國必須做好充分政策準備，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一方面推動人民幣與他國本幣建立雙邊或多邊互換協議，將互換有效期延長並支援互換資金用於貿易融資，促進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另一方面以上海自貿區戰略為核心，加快建設成熟的亞洲債券市場，以吸引資本回流，維護亞洲金融市場穩定。

　　在全球經濟復蘇疲軟、新興經濟體增速普遍下行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寄希望於中國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我們可在做強製造業與服務業、實現引資與資本輸出同步發展的同時，適時增加中高檔産品進口，尤其是資源型、環保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經貿合作中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

　　綜合來看，鋻於美聯儲升息可能形成錯綜複雜的負面溢出效應，且不確定性會隨著時間推移日益加劇，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應未雨綢繆，從政策及結構性改革等多個層面加緊部署，以防範美聯儲升息可能形成的負面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