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橫掃中國，遠征世界”的廣場舞熱潮中，有人收穫愉悅，有人看到商機，有人不堪其擾

　　？ 廣場舞能不能形成新的文化，有待商榷

　　夜幕初降，廣場舞時間到了。

　　有空地的地方幾乎就有廣場舞。廣場、公園、小區，甚至是機關單位、銀行、商場門前，都能看到“中國大媽”大跳廣場舞的身影。這項獨具中國特色的中老年群體活動，被戲稱為“腳尖上的中國”。就連不久前英國諧星憨豆先生首次來中國，也入鄉隨俗地就著《倍兒爽》的音樂，與上海大媽們跳起了廣場舞。

　　廣場舞是朵小紅花

　　北京初秋的夜晚，已漸有涼意。陶然亭公園湖邊空地上，大音箱不間斷地播放著各種流行歌曲，數十位女性正伴著音樂翩翩起舞。

　　“除了下雨下雪，我們一年四季都在這兒跳，有四五年了。”這支舞蹈隊規模最大時有兩百多人。領舞的沙女士從小就喜愛跳舞，廣場舞讓她重拾了年少時的夢想，鍛鍊身體的同時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廣場舞簡單易學、節奏感強，不需要太多的舞蹈基礎。我們很多舞曲都是跟著網路視頻自學改編的。”沙女士説。

　　每晚8點到9點半觀看南館藝術團別具特色的廣場舞，已經成為北京市東城區來福士廣場的一道風景。震天響的音樂，統一的服裝，齊全的口琴、鼓樂、表演和演唱隊伍，軍舞、單人舞、雙人舞、集體舞、民族舞等多種表演形式，每個節目開始前還有報幕，讓這裡的廣場舞看起來不僅是自娛自樂，更像是一場演出。

　　藝術團副團長鄭曉岩笑著説，“我們都是愛跳愛玩的人，到點兒就得來，不來不行。”這個自發形成的藝術團現在已有40多名成員，最年輕的40多歲，年紀最大的70多。裏三層外三層圍著的觀眾，也以中老年人居多。萬先生幾乎每天都過來，“吃完飯遛遛彎，看看舞挺好的，比看電視強。”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盼認為，老年人在跳廣場舞的過程中得到身心放鬆和愉快的人際互動，這對他們來説是一種正強化。“就好像小時候考得好，老師獎勵小紅花。同樣的道理，老人也會越想去跳舞。習慣一旦形成，改掉是比較困難的。”

　　曾有調查顯示，廣場舞的參與者基本上在40歲至65歲之間，絕大多數是女性，學歷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曲目主要選用傳統文化、風俗、倫理特色鮮明的流行歌曲。

　　對此，社會文化研究學者、北京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發展研究部原部長李軍考斯分析認為，廣場舞興起的主要原因是社會文化生活需求。“這裡的社會是指由基層群體社會，她們的社會生活單一、趨同，缺乏個性的生活愛好和興趣，而廣場舞非常適合她們的成長環境帶給她們的性格和愛好。”他認為，從生理的角度來講，處於更年期的女性也需要這種形式的釋放和調劑。

　　9月15日，山東省禹城市首屆廣場舞電視巡迴大賽在辛店鎮大秦社區舉辦，來自全市12個鄉鎮的15支農民廣場舞隊伍大秀舞技。從過去羞羞答答邁不開腿到現在的熱情自信，廣場舞使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轉變。“大家的積極性特別高。”大秦社區書記秦慶文説，“我們社區有60多名群眾自發報名，我們只好先組織預賽，優中選優。”

　　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李國新認為，總體上來講，廣場舞是一項非常健康有益，值得群眾參與的活動。它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對於精神文化和健康娛樂的追求，也具有我國的民族特點，是近年來我國公共文化和公共體育建設中一個最突出的亮點。

　　有人愛 有人恨

　　在“橫掃中國，遠征世界”的廣場舞熱潮中，有人收穫愉悅，有人看到商機，有人不堪其擾。關於廣場舞的是與非、愛與恨，爭論從未停止。

　　從《最炫民族風》、《愛情買賣》到《小蘋果》，一波波“神曲”隨著廣場舞紅遍大江南北。各種與廣場舞有關的産品也賣得火熱。陶然亭公園內一名售賣廣場舞點歌機的小販告訴記者，這種小音響很受歡迎，每天都要賣出十個八個，一款要價120元的小音響可以存幾千首歌。在淘寶上搜索“廣場舞”，共顯示有31萬多件商品，涉及教學視頻、音響設備、服裝等諸多品種。

　　在平安銀行理財經理逯俊吉眼中，廣場舞大媽們有錢有閒，是非常優質的客戶。去年8月份，家住北苑的小逯無意中看到南館藝術團的表演，從此幾乎每天都來，從幫忙打下手到上場表演，他和老人們的關係相處的越來越融洽，不少隊員和觀眾都成為了他的客戶，其中還有一張千萬元的理財大單。

　　喜歡廣場舞的理由，可以很文藝，可以很懷舊，也可以很現實。而厭惡廣場舞的理由卻很集中，那就是噪音污染。

　　不過，上海市統計局7月份發佈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僅有12%的受訪市民對廣場舞表示反對。支援者認為，廣場舞等娛樂健身方式是中老年人正常的鍛鍊娛樂活動，有利於中老年人擴大社交、排解孤獨，社會和諧需要相互包容理解。反對者中超過八成市民認為，是噪聲影響周圍居民的生活和休息，其次是擠佔公共場地，影響他人休閒鍛鍊，甚至個別中老年人對此著迷，影響家庭和諧。

　　李軍考斯説，廣場舞的稱謂其實是美化了她們的活動環境，事實上，現在有些中老年人跳舞並不是在廣場上，而是在大街拐角、商場門口甚至立交橋下面。在過去的生活形態中，農村有打谷場、城市有文化宮，但是隨著社會人口遷移和生活居住方式的變化，城市社區公共活動用地等方面的規劃並不到位。

　　李國新表示，廣場舞引發的矛盾衝突，説明政府給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文化資源還遠遠不夠，無法滿足老百姓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我們在公共文化方面的欠賬。總的來説，越是公共文化空間比較充裕的地方，這個問題就越不突出。

　　記者採訪中發現，大多數廣場舞團隊都在儘量減少對居民的干擾。南館藝術團副團長鄭曉岩説，跳廣場舞有音樂才有氣氛，但是擾民的問題是可以自律的，也是可以協商的。當初之所以選擇在來福士廣場跳舞，就是因為這裡是商業區，居民相對較少，而且把握好時間段，基本上不會擾民。

　　空間在哪

　　為解決廣場舞擾民，許多地方各出妙招。比如廣東擬實行噪音“四限”，即限音量、限時段、限區域、限設備；溫州制定了《廣場文化活動公約》；濟南攜帶無線耳機跳舞；西安千名廣場舞大媽宣誓“抵制噪音”，文明健身，還居民們寂靜安寧的夜晚。

　　李國新認為，這些不是辦法的辦法，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關鍵是要增加適合老百姓活動的文化設施和空間的建設。他説，實踐證明，廣場是一個群眾需求旺盛、投資很少的重要設施。目前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和體育主管部門都對廣場予以高度重視。正在推進中的《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標準》，也將廣場納入其中。希望通過幾年持續不斷的建設，能夠建造更多適合群眾娛樂活動的室外空間。

　　禹城市的廣場舞正是隨著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發展起來的。禹城市文化藝術中心主任秘魯告訴記者，以前農村跳廣場舞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場地，很多農民就在路邊地頭上跳，條件很差，也不安全。隨著新型農村社區的規劃建設，幾乎每個村都有文化廣場，村民們也有了去處。

　　李軍考斯建議，重建社區文化這一“文化末梢”，需要政府要著眼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在社區文化場所的運營上，可以採取“PPP模式”（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實現“公建民用”、“公管民辦”。

　　有關專家認為，新加坡“鄰里中心”的模式或許值得借鑒。新加坡將居民住宅區作為社會單位加以全面規劃，形成了由鄰里組團中心、鄰里中心、新鎮中心和區域中心等構成的多層次的社區公共活動中心。每一層級“鄰里中心”的公共機構和商業設施均比較完備，雖然規模不一，但能夠滿足居民絕大部分基本需求。

　　硬體設施好建，文化的培育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李軍考斯表示，尤其是社區文化，它有四個層面，即物質、行為、規章制度、精神層面。“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改變，當前的社區文化建設更多提供的是物質層面的支撐，還沒有形成共同的習慣、規章制度和價值觀。廣場舞是在缺失的基層文化中，老百姓自發地做了一些想做的事情，但能不能形成新的文化，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