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資訊公司湯森路透正在改進他們的商業分析産品——Incites數據庫，以增加基於單篇文章的評價指標，並允許用戶自行計算。除了改進科研評價工具，他們還表示將在影響因子的計算上變得更加透明。當前，影響因子被視為科學界被誤用最嚴重的評價標準，很多研究人員對於此次改良並不滿意。然而湯森路透表示，問題的關鍵在於影響因子如何被使用，而不在評價標準本身。

　　影響因子需要不斷“自我調整”

　　影響因子，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時期被引用的頻率，即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統計當年的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前兩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一般而言，一本期刊的影響因子越高，該刊的學術影響力就較大，圖書館員可以參考這一指標來幫助決定優先購買哪些期刊。

　　近年來，影響因子對科學評價的“影響”越來越大，甚至演變成為判斷研究人員及其論文品質的一個重要標準，這一現狀激怒了很多科學家，他們認為影響因子使得自己的成果變成由發表在哪兒而不是發表了什麼來評判。去年，上百家研究機構和1.1萬餘位科學家簽署了《關於研究評價的舊金山宣言》（DORA），呼籲開發評價科學研究的更好方法。

　　“發展到現階段，影響因子的‘生身機構’其實也在不斷地針對該指標的缺陷進行自我調整”，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研究員武夷山告訴記者，比如自然科學在被引時效上一般是優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所以，兩年影響因子對於自然科學期刊還比較合適，對於人文社科期刊就未必合適。於是，湯森路透幾年前增加了五年影響因子這個新指標。

　　武夷山認為，目前影響因子的定義仍然存在一個硬傷。當初下定義的時候，有關學者覺得被引用的肯定是研究論文和綜述評論文章，故把它們稱為“可引文獻”，而社評、讀者來信、新聞、觀點等則稱為“不可引文獻”。在計算影響因子時，分母是某期刊在統計年的前兩年發表的“可引文獻總數”，分子是該期刊在統計當年獲得的引用次數。

　　然而實際上，“不可引文獻”完全可能被引，而且被引後就順理成章進入了分子，被引的這些文獻本身卻不進入分母。“這個漏洞常常被某些期刊無意識利用，甚至是有意識操控，用來提高自己的影響因子”武夷山説，《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和《柳葉刀》都是“重災區”，不可引文獻的被引量和來自不可引文獻的引用量佔本刊被引總量的比例較高。

　　“既然不可引文獻可以扭曲科學計量學指標所應該反映出的真實圖景，那麼影響因子的定義最好重新調整一下”，武夷山説。

　　科學評價過度依賴影響因子

　　具體地説，借助影響因子，除了圖書館員可以更好地制定文獻收藏計劃，向讀者推薦優秀期刊外，期刊編輯可以通過分析影響因子的變化，更心中有數地制定有效的規劃和辦刊目標；出版商可以利用它監測出版動態，指導自己做出新的出版決策；科研人員可以參考該指標確定投稿期刊；資訊分析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它進行文獻計量工作。

　　然而，在全世界範圍的不少地方，影響因子跟論文水準，甚至跟科研獎勵挂上了勾。正如美國細胞生物學學會執行董事Stefano Bertuzzi形容的，導致的結果便是科學家競相“投靠”高影響因子期刊。幾乎每個人都對這種現狀不滿，但是都“騎虎難下”。據武夷山介紹，在濫用影響因子方面，目前我們國家的情況也不妙。

　　眾所週知，我國科研人員收入不高，對優質論文作者進行獎勵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了省事，往往沒有下力氣制定一套適合本單位的科學評價體系，而是簡單參照幾個定量指標做評價，尤其倚重期刊影響因子。例如，國內一些高校就參照北大圖書館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作為其教師發表期刊論文的“認定標準”，而實際上北大圖書館明確表示他們的一套核心期刊入圍標準是為圖書館藏服務的。

　　另一方面，在實踐過程中，評審者在評審基金項目申請書的時候，在考察申請職稱者的成果履歷的時候，是否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過文章確實也是受到關注的一個點。因此，武夷山舉了一個例子，如果某科研人員寫了一篇自認為高品質的物理學論文，假定期刊影響因子在本單位科研績效評價與獎勵的考察標準中權重較高甚至最高，或者他即將準備申請一個重要的項目，那麼他很可能會將這篇論文投給某影響因子很高的綜合類期刊，而不是影響因子稍低的物理學專業期刊，即便該期刊的影響因子在物理學領域是名列前茅的。

　　“而且這樣也不利於科研成果的傳播”，武夷山指出，還舉剛才的例子，優秀的物理學論文發在物理學期刊上，不是更容易獲得較好的傳播效果嗎？與此同時，科學評價對影響因子的過度依賴也驅使期刊爭相“提高”自己的影響因子，形成一個惡性迴圈。究竟是影響因子綁架科學評價，還是科學評價綁架影響因子，誰能説清？

　　科學評價如何更科學

　　既然當下影響因子的使用已經不能避免諸多缺陷，那麼我們能不能如同許多科研人員期許的那樣，直接摒棄這個不受歡迎的定量指標？

　　“顯然不現實，那樣會因噎廢食”，武夷山認為，如果在評價中完全棄用類似于影響因子這樣的定量指標，僅僅依靠同行評審，至少一定會面臨具有評審資格的人力資源匱乏的問題。目前，全世界論文數量正在迅速增長，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印度、伊朗等亞太地區的論文稿如潮水般紛紛投向歐美的優質期刊，很多期刊都發現，數量有限的評審專家根本無法應對這麼大的來稿量。同時，既然海量論文稿和有限的人力資源之間的矛盾無法克服，有些學者倡導的“取消期刊評價、直接對每篇論文進行評價”的做法也不現實。

　　“再説，誰又能保證同行評價就一定優於指標評價呢，同行評價裏也可以摻水的”，武夷山説，定量分析評價當然存在著問題，但只採用同行評價又不可行。要獲得科學的評價結果，借助指標的定量評價方式和同行評價方式需要而且可以結合起來。

　　“英國肯特大學劉文斌教授與我討論時曾有一個觀點，即既然總有人通過做手腳來應對指標考核，而不是通過高品質的工作來自然而然地提升指標，那麼評價指標就不能太少”，武夷山説，他同意這一認識。據他介紹，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在期刊評價方面，截至目前設計了20多項學術計量指標，包括影響因子、擴散因子、他引率、權威因子、被引半衰期、基金論文比等等，每年都計算這些指標，供各期刊編輯部參考。

　　説到基金論文比，武夷山又舉一例，由於全世界迄今都沒有關於基金支援的論文該如何標注的公認規範，在論文稿的基金標注方面是亂象叢生。一些科研人員為了使論文更容易刊發，或者為了體面等其他原因，就會將不該標注“基金支援”的論文也標注上“受××基金支援”。這樣，“基金論文比”這個本來很好的指標就不能反映客觀情況了，但這個指標提高了對期刊也有好處，所以期刊編輯部即使知道作者的基金標注不合適往往也睜只眼閉只眼。

　　設計再週到的指標都會被人想辦法對付，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世界各國莫不如此，這似乎成了“定律”。武夷山認為，我們所能夠做的，是面對不斷涌現的問題不懈地尋求解決方案，追求一種相對的公平和公正，而不是輕言放棄，不是簡單化地斷言這種評價方式一定比另一種方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