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夏季達沃斯“金融斷層線”的論壇辯論會上，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我們很難避免另外一場金融危機。他判斷的依據是，“我們仍然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因素”：國際貨幣體系不確定，“還有很多缺陷和隱患”也“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很多國家“陷入了美元陷阱”，而相關的創新措施不相配；美國QE的後果和影響還沒被“徹底地了解”，美國利率上升導致大量資本流出新興市場和歐洲市場。我們可能會面對另一場金融危機，可能規模、時間和內容不一樣。並且，“政府的監管一直落後於情況的發展速度”。

　　與之辯論的西太平洋銀行機構業務主管Rob Whitfield則不太同意劉明康的看法，他的理由是經過上一波危機，政府的監管能力和金融體系的抗災能力以及災後重建能力都增強了，即使市場有一些價格下降的反應也不一定就是系統性的風險。儘管如此，他並未反駁劉明康提出的金融系統存在問題，只是對是不是會導致新一波金融危機看法不同，他更為樂觀。

　　此前一天，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發佈的年度報告，也表達了預防“導致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的原因重新抬頭”的觀點，該報告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認為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都必須改變經濟政策，以便促進增長。該報告認為我們應該改變，“繼續現在的策略將不會産生我們所需要的可持續增長，世界將會非常不平等，而且最終會充滿了動蕩”。

　　在最近市場唱多聲漸起，希望多於悲觀的當前，這些聲音顯得尤為刺耳。從之後的評論看，人們更願相信金融危機已經遠去的判斷，對唱多熱情高於唱空。但問題是，熱情有時代替不了現實。我們更謹慎的態度是，對現實做更悲觀的估計，對潛在的風險做更及時更完備的防範。

　　我們不否認Rob Whitfield提出的抗災能力和災後重建能力都增強了的判斷，但這一判斷更多地基於歐美國家，而不是中國現實。我們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中，處於週邊而非核心位置，所受到的影響以及所採取的措施都遠非核心國家可比。儘管我們也採取了4萬億的救市計劃等措施，但我們的金融體系受到的衝擊，相比歐美國家則較為間接些。這次危機後，美國對金融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歐洲也重新調整了銀行業監管架構，他們的抗風險能力有所增強，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可以忽視對自身金融風險的防範。

　　從外部看，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確定和風險，仍會給我們帶來衝擊。資産外流的現象，也是一個真切的存在。儘管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近來有所回落，但資金緊張仍未能得到根本緩解。部分外資回流A股和中國企業外出融資的消息常常並存。國內來説，“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加大”，同時，我們的金融體系中，也著實存在一些潛在風險。比如近期頻繁爆發的信託剛性兌付事件，繼“中誠信託事件”後，恒豐銀行因高管違規辦理兜底，又被迫剛性墊付40億元。除此，我們還應對房地産業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給予更多的關注。甚至有人擔心，由於投資驅動、金融抑制、貨幣超發、房地産市場泡沫等現象，我們面臨滑入日本“失落的十年”類的風險。相比歐美，我們的金融體系，更應該防範潛在的風險。

　　當然，這些風險，並非就會演化為金融危機；我們很難判斷哪些是局部風險，哪些又會蔓延到全局，進而導致致命的危機。但之前的數次金融危機給我們的警示是，提前做出防範，及時改革金融體系，總不為過。我們需要化解潛在風險爆發的可能，盡可能採取措施讓風險“軟著陸”，不能任由風險累積而尾大不掉；同時，我們還要給局部風險做好防火牆，減少局部危機向全局蔓延的可能。當然，做到這些，仍需要我們加大改革的力度，讓改革落到實處，讓改革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