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報報道的騰格裏沙漠污染事件，引發各界關注。據記者了解，在生態脆弱的中西部沙漠、草原地區，因化工項目而造成的環境污染並非個案。由於東部地區環保門檻升高，不少高污染、高耗能産業往中西部轉移，由此帶來監管、政策、生態等一系列問題。

　　多名生態、環評、司法領域專家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均認為，在生態脆弱的中西部草原、沙漠地區，本來就不應該允許上高耗能、高耗水的化工産業。當地政府部門在審批、監管時，負有責任。

　　【生態】

　　沙漠裏搞化工是“殺雞取卵”

　　新京報：最近騰格裏沙漠污染事件引發廣泛關注。據你了解，當前我國沙漠和草原的生態環境狀況如何？

　　趙連石：騰格裏沙漠很特殊，它屬於乾旱地區，卻有400個天然湖泊。

　　沙漠裏每個湖泊都是一個綠洲，有著獨特的生態類型，是世界上旱生、高旱生生物多樣性中心，非常珍貴。

　　騰格裏曾經是世界上最好的駱駝聚集區，有著上百萬隻雙峰駝。但現在用農耕的方式管理牧區，造成當地駱駝數量銳減，曾降到2萬隻。儘管採取了保護措施，現在也只有十幾萬隻。

　　草場破壞也很嚴重，再加上工業污染，牧民的很多牲畜都跑了。牧民説，牛羊馬都跑了，可是我們跑不了。牧場在這邊，我們怎麼辦？

　　新京報：近年工業發展對草場、牧場的生態帶來什麼負面影響？

　　趙連石：地下水資源是一個主要問題。許多污染企業聚集在水源集中的地方，他們可能認為沙漠污染不會影響到更多人口，而且可以省下大筆環保投資，但這導致水位下降，沙漠綠洲的獨特生態系統崩潰。目前，這方面的影響已開始出現。有的牧民打井，挖到40米都沒挖到水，這説明地下水位下降得很嚴重。

　　除了水資源，還有的企業直接排污到沙坑裏，危害很大。其他地方還可以做環境修復，但沙漠一旦被污染了，修復是很難的。因為它有大量的最珍貴的物種在那兒，微生物數量也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新京報：近些年，污染的蔓延伴隨著産業的發展，從東部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你對這種現象怎麼看？

　　趙連石：中西部開發也需要工業化進程。

　　但是，近年來很多大型耗能企業都轉到西部了，尤其是一些耗水企業將會帶來潛在的環境災難。比如，地方上殺雞取卵，大規模開采地下水，搞幾年工業園區就廢棄，留下不可逆轉的環境破壞。

　　我認為在特別乾旱的西部地區，沙漠用水是應該作為國家戰略儲備的。除非到特殊情況，比如自然災害、戰爭等才可以直接取用。現在這種取水方式，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連當地牧民都説，這毀掉的是我們共同的生存基礎。

　　【環評】

　　環保監管不力污染觸目驚心

　　新京報：目前媒體曝光的中西部沙漠、草原地區的污染事件，問題是不是出在沒有把好環評關？

　　彭應登：現在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銀川賀蘭、寧夏中衛等地方，發展以煤化工為主的化工産業、進行産業佈局規劃時是有對環境影響的考慮的。有的明確要求凡是上化工項目，都必須實現零排放。因為這裡水資源非常欠缺，污染物沒有稀釋水體，稍稍排放一點點都可能造成嚴重的環境影響。

　　新京報：那為什麼會出現往沙漠裏排放、填埋污染物的情況呢？

　　彭應登：從技術上説，零排放很難實現。因為污水迴圈使用處理後，形成高濃度的濃縮液。在很多地方就把這些濃縮液倒在沙漠裏晾曬，變成幹的岩塊後就填埋。

　　這種做法是有爭議的，嚴格來説不符合環保要求。因為濃縮液含有毒有害物質，導致對沙漠的污染。

　　新京報：如果是危險廢物的話，可以運到有處理資質的地方進行專門處理嗎？

　　彭應登：首先，處理量很大，而西北地區處理場所有限；其次，如果送到有資質處理的地方，成本又很高，所以企業在他們認為的“荒郊野外”，採用晾曬蒸發的“土辦法”來處置。而地方環保部門監管又不到位，所以導致這些觸目驚心的污染。

　　新京報：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矛盾嗎？

　　彭應登：這個問題暴露出計劃中的“零排放”，在現實中是大打折扣的。

　　關鍵的問題在於，內蒙古、寧夏這些地方是嚴重缺水地區、生態脆弱地區，根本就不能發展化工、煤化工，沙漠地方就不應該上這些項目。

　　即使是“西部大開發”，也一定要做到發展和生態保護相適應，如果一味地把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的企業移到中西部，也是不符合生態優先原則的。

　　在目前狀況下，國家對西部開發的頂層設計是保護優先，對地方資源是保護性的開發，而不是掠奪性的開發。所以西部開發提出兩個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否真正做到了先保護後開發？第二，在開發過程中，是科技為主，還是考慮政績？如果是後者的話，那恐怕很多項目都會開工從而犧牲環境。

　　【責任】

　　地方招商引資應負最大責任

　　新京報：你們曾經調查過哪些沙漠、草原地區的污染情況？

　　馬勇：這次引發關注的騰格裏沙漠污染，我們也去調查過。當時檢測發現，污水嚴重超標。我們給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發了舉報函。

　　我們調查的時候，這件事在當地已是公開的秘密。

　　新京報：騰格裏沙漠污染這件事，當地官方回應説並沒有直排，你怎麼看？

　　馬勇：表面看它沒有外排，但是也沒有滲漏嗎？我們當時看到，四個池子有三個是滿的，還有一個沒有使用。沒有使用的池子底部大部分是裸露的，沒有防滲，不排除其他三個池子防滲也做得不好。我們調查的時候發現，污水處理廠沒有使用。

　　新京報：你們也注意到污染隨著産業轉移而轉移的趨勢嗎？

　　馬勇：以前我們擔心東部淘汰的落後産能會轉移到西部，現在成了事實。我們在內蒙古其他地方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甚至更嚴重，好幾千畝的污水池，就這麼晾曬著。

　　新京報：你覺得出現這樣的污染問題，責任在誰？

　　馬勇：根本的問題還在當地政府。沒有政府的許可，不招商引資，怎麼可能去那兒建廠呢？地方可以發展化工産業，但配套的東西一定要做到位，而不是讓污水處理廠在那兒“曬太陽”。

　　新京報：現在公益訴訟制度放開了，環境刑事犯罪的標準也降低了，可以借著新制度來追責嗎？

　　馬勇：騰格裏這個案子上，取證比較難，評估起來費用也比較高，涉及的對象特別多。如果進行訴訟的話，會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

　　很遺憾的是，剛剛審議的《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並沒有規定行政公益訴訟的內容。雖然現在可以進行民事公益訴訟，但起訴企業最終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政府部門管不住，光管企業有什麼用？

　　如果不允許對政府部門進行公益訴訟，對政府行為進行約束，不追究它在批複合法性的問題，工業園區就會繼續往前走，未來不可避免還會再次出現類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