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購應該取消。取消後，能夠把多餘的房子慢慢釋放出來，讓房地産市場重新配置。房地産下行是中長期的趨勢，大概要五到十年。

　　我國收入差距大，主要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要想解決，不能靠市場，而要靠政府，靠轉移支付來解決。轉移支付就是要通過種種途徑，對低收入群體進行各種補貼。

　　尹志超目前是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副主任，該中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開展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建立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家庭層面的金融數據庫。尹志超認為，房地産市場供過於求，空置率很高。推動房地産市場的不是剛需，而有可能是改善型需求或投資性需求。限購應該取消。對於收入差距大的問題，不能靠市場來解決，要靠政府來解決，靠轉移支付來解決，轉移支付就是要通過種種途徑，對低收入群體進行各種補貼。

　　城鎮化難成房地産上升的動力

　　新京報：你所在的中心叫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能否解釋一下家庭金融的概念？

　　尹志超：家庭金融是一個新的領域。金融學有兩個傳統領域，一個叫資産定價，研究的是金融市場之中産品如何定價的問題，比如股票如何估值，另一個是公司金融，研究企業融資投資策略，治理結構等具體問題。

　　家庭金融應該是跟這兩個領域並列的第三個領域，是研究家庭的金融行為，包括家庭的借貸行為、投資行為、消費儲蓄行為等。金融學中，對家庭的研究一直不夠重視，但事實上家庭是整個經濟體中非常重要的細胞，家庭行為決定著整個宏觀經濟。

　　新京報：你們在發佈了房地産調查數據後，曾與任志強有一場爭論，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什麼？

　　尹志超：我們的房地産報告中，一個基本觀點是房地産市場供過於求，空置率很高。供過於求是從增量和存量兩個方面説的。存量角度，中國房地産市場供給很多，原因是我們有二套房、三套房的家庭有很多，全國平均空置率是22.4%，美國只有2.5%，我們是很高的。

　　增量方面，我們計算了剛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發現在中國新購房家庭中，購買首套房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而買二套房和三套房的家庭在上升，這就意味著，推動房地産市場的不是剛需，而有可能是改善型需求或投資性需求。這樣的需求是最脆弱的，一旦預期改變，這些需求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爭論的第一個焦點是剛需的問題。任志強認為，城鎮化以後，老百姓有大量剛性需求，有大量住房需求，需要建很多房子。但事實上，我們的數據顯示，剛需不是推動房地産市場的最重要力量。第二焦點是，我們認為房子空置率是22.4%，任志強根據統計局數據，認為空置的沒有那麼多。第三個焦點是，我們認為房地産供給大於需求，原因在於老百姓持有的二套房、三套房可能變成潛在的供給。但任志強不完全認同，他認為老百姓不會一夜之間賣出來。

　　新京報：你們的數據完全準確嗎，有沒有考慮過任志強也有他的合理之處？

　　尹志超：任志強的主要依據是統計局的數據分析，而統計局數據公佈的竣工面積數據是來自於房地産開發商申報的數據，這個數據可能會對面積有所低估。此外，老百姓也有自己建的房子，這些也是供給，但並不需要申報。總體而言，幾個方面導致了他對房地産供給的低估，所以他認為中國的房産空置率沒有那麼高。

　　新京報：城鎮化會改變你們的判斷嗎？

　　尹志超：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進行過深入分析。我們的數據顯示，過去3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在農村受過教育讀過書的高中以上的人，60%以上已經進城了，青壯年40歲以下能進城的也都進城了，留在農村的多數是婦女、兒童、老人。這部分人進城後並沒有購買房屋的能力。所以，城鎮化的速度並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快。

　　第二方面，中國對城鎮化高估，原因在於我們很多官方對城鎮的統計是按照城鄉代碼，這可能會影響統計結果。城鄉代碼現象是比較特殊的，比如有可能它是一個農村，但政府要求每年城市化率要有一定比例的上升，所以會給某些鄉鎮一個城市代碼，這樣它就由一個村委會變成居委會，這種城鎮化叫被動城鎮化。那裏的居民還是從事農業生産，住在自己的房子裏，這部分人是沒有購買房子的能力的，而他也算是城市居民了，這部分被算作剛需是不合理的。

　　所以總的來説，我們對城鎮化的判斷是存在高估，未來發展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快，城鎮化也難以成為推動房地産繼續上升的動力。

　　取消限購讓空置房緩慢釋放

　　新京報：你怎麼看現在各地樓市限購鬆綁的現象？

　　尹志超：在總體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政府很緊張，尤其是地方政府，因為涉及土地財政的問題。我們也不希望房價突然下跌，這對宏觀經濟會造成很壞的影響，我們希望空置的房子通過緩慢的方式逐漸釋放，所以我認為限購是應該取消的。取消後，能夠把那些多餘的房子慢慢釋放出來，而不是一夜之間釋放出來。同時，其他行政管制的政策都應該少，比如交易稅等，這可以讓房地産市場重新配置，實現軟著陸。

　　新京報：房地産一旦劇烈下行，會給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會給金融市場帶來哪些連鎖反應？

　　尹志超：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房地産出問題，中國經濟要出問題，世界經濟也要出問題。所以房地産市場不只是中國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這是未來五到十年世界經濟的巨大風險。

　　對金融行業來説，金融領域的資金鏈條，很多環節都與房地産有關係，比如貸款、信託、理財産品。這其中按揭貸款風險不是很大，因為有首付要求，即使房價下跌20%-30%，銀行也不會資不抵債，把房子處置後，還是能收回成本。但是開發貸款風險很大，還有信託，一旦房地産出了問題，信託資金收不回來，銀行會受到很大影響。

　　新京報：也就是説，銀行對房價下跌還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

　　尹志超：按揭貸款部分是有承受能力的，但是對開發貸款以及信託等相關的影子銀行體系，對游離在資産負債表之外的部分可能會構成很大的影響。

　　新京報：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銀行體系在房價下跌中平穩過渡？

　　尹志超：這需要銀行體系本身進行風險管控，投入房産的貸款早一些收回來，對一些新增的房地産企業貸款要非常謹慎。

　　新京報：你對未來房地産市場總體走勢的判斷是怎樣的？

　　尹志超：根據我們對供需和空置率的分析，房地産下行是中長期的趨勢，大概要五到十年。當全國人民都在炒房的時候，是很不正常的，房子是滿足居住的，不要成為投資，尤其是投機的工具。要讓老百姓心態回歸正常，房地産行業也回歸正常，這個調整時間可能要五到十年。人們很少在房地産上虧過錢。現在讓人們炒股，人們會很謹慎。

　　收入差距大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新京報：你對中國國民收入差距也有過研究。根據你們的數據，我國目前收入差距的現狀是怎樣的？

　　尹志超：我們2012年公佈的基尼系數(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分析指標，數值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是0.61，國家統計局在2013年1月18日連續公佈了過去十年的基尼系數，大概在0.48左右。數據中存在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高收入群體樣本的處理。

　　按簡單隨機抽樣辦法，高收入群體很難抽中，所以國家統計局樣本中，高收入群體的樣本很少，最高收入是80萬，但實際上社會中超過80萬收入的群體很多，我們通過技術問題，盡可能地抽高收入樣本，高收入群體在我們的樣本中達到1%的比重。從我們兩次數據監測來看，2011年的基尼系數是0.61，2013年依然是0.61，2011年我們的樣本是8438個，2013年是28143個，但數據始終沒有變，説明我們的基尼系數是比較穩健的，同時也説明我國收入差距真的很大。

　　新京報：為什麼收入差距這麼大？

　　尹志超：對比OECD(經合組織)國家，在初次分配的時候，基尼系數都很大，所以基尼系數大其實是市場配置資源的自然結果。市場配置資源的關鍵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讓市場配置資源，基尼系數一定會很高，美國也曾經達到0.49，德國0.51，義大利0.53，都在0.5左右。

　　新京報：有人認為，基尼系數大是由於公務員、壟斷行業引起的，你怎麼看？反腐能對調節收入差距起到作用嗎？

　　尹志超：對於這一點，我們有個計算：把銀行、鐵路等壟斷行業去掉，基尼系數依然在0.58左右，把公務員家庭去掉，基尼系數也仍在0.58左右。所以這些群體可能對收入差距大有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

　　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完全任由市場配置資源導致的收入差距拉大。當然，這中間也夾雜著中國社會的一些複雜因素，比如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時候，本來是公共的資源，配置的時候可能集中到一小部分有特權的群體中。但這屬於初次分配環節，此後在二次分配過程中，市場的作用還是會導致收入差距，所以不能把初次分配的不公無窮放大，把收入差距過大歸結于少數人群。

　　解決收入差距要靠轉移支付

　　新京報：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尹志超：收入差距大，不能靠市場來解決，要靠政府來解決，靠轉移支付來解決。轉移支付就是要通過種種途徑，對低收入群體進行各種補貼。從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的情況看，轉移支付非常有效。

　　義大利在轉移支付之前基尼系數為0.53，轉移支付後降到0.35，德國轉移支付前是0.51，轉移支付後變成0.34，美國轉移支付前基尼系數0.49，轉移支付後變成0.38。我們有個數據，美國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家庭年收入只有7500美元，這對美國家庭來説基本沒辦法生存，於是政府就通過種種轉移支付手段，讓這些家庭達到年收入3萬美元。

　　降低基尼系數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轉移支付。根據我們的計算，如果國家能夠籌集一部分資金轉移支付給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我們的基尼系數可以從0.61降到0.5左右。

　　新京報：我國在轉移支付方面的運作情況怎樣？

　　尹志超：我們國家轉移支付中直接對家庭的很少。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轉移支付，省級政府對市級、縣級政府有轉移支付，但這些錢轉移到地方政府後主要用於修路、修橋、搞項目了，沒有直接對家庭。當然基礎設施也很重要，但是經濟發展到現在，我們轉移支付的方式需要改變，應該增加對家庭的轉移支付。

　　過去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出口拉動，現在這兩個都遇到了瓶頸，這時候就要轉向消費驅動，但低收入群體沒錢消費怎麼辦，只有靠對他們的轉移支付。對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可以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一方面降低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他們拿到錢有很強的消費慾望，使我們傳統對投資、出口過度依賴的模式轉移到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這就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新京報：既然轉移支付可以讓基尼系數降下來，為什麼我國並沒有大規模推行，這種方式在具體執行上是否存在一些問題？

　　尹志超：首先，政府觀念還是沒有轉變，他們把資金轉移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去修路修橋，搞大工程，在過去三十年，這確實很重要，但現在基礎設施已經完善差不多了，轉移支付從項目轉移到家庭有了條件。

　　第二，我們也沒有去研究具體的操作方式，因為在轉移支付的過程中面臨一些道德風險。比如窮人一個月只有500元，補貼後他會不會就不工作了。這些可以用一些具體的技術和方案規避掉。有一種方法叫勞動所得抵免制度，又稱為負稅率制度，擔心有的人領到補貼後就不認真工作，就讓他工作後再給補貼。他一天只賺50元，但只要工作一天就給他補25元，掙得越多政府補的越多，他工作就有了動力。

　　還有一種方法叫有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比如一些低收入者的小孩在學校讀書，國家免學費，提供免費午餐，這種方式可以把原來需要工資支出的部分，變成補貼。

　　但這些方法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怎樣核定家庭的收入，怎樣設定補貼標準線，這些都還需要一些機構做具體的研究探討。我們希望的轉移支付是，識別出20%-30%的最低收入家庭，能夠持續做下去，讓轉移支付成為經濟運作中的一個固定做法。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要靠轉移支付，要靠政府。

　　- 人物

　　不憑直覺 用數據説話

　　見到尹志超的時候，正值暑假，西南財經大學校園內靜悄悄的，但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辦公室裏還是很熱鬧。尹志超和他的同事們每天都按時來上班。這個暑假，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數據分析。

　　尹志超目前是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副主任，統籌管理中心調查和研究工作。當年，甘犁教授來到西南財經大學創立了家庭金融調查研究中心，該中心成立的初衷是希望收集高品質的微觀數據用做學術研究。

　　“相比國外，中國的微觀數據太少。”尹志超説，“老外講話注重邏輯、證據，而我們講話觀點很多，缺乏嚴密的論證，做這個工作也是在改變中國對待數據的態度，希望人們的觀點、研究、政策制定都建立在可靠基礎上，而不是憑直覺”。

　　只是沒想到，這個項目如此困難。

　　2011年，他們抽中了深圳福田區200個家庭去做訪問，但那裏陌生人敲門都不開，無奈之下他們動用了所有能動用的資源，最後通過校友聯繫到當地政府，下發文件告知社區希望能配合，才搞定。那次，為獲得200個樣本，13個人待了47天，平均每個樣本的成本是兩三千元。還有一次在吉林，訪員敲門的時候，受訪戶報警了，尹志超解釋很久。另一次，在貴州某個縣裏，有受訪戶通知了當地統計局執法大隊，執法大隊收走了他們的電腦。而後甘犁、尹志超和眾多老師分頭跟國家統計局、省統計局、縣統計局溝通，最後才妥善解決。

　　尹志超説，一開始真沒想到這個工作這麼複雜困難，以為問卷出去了，數據就回來了。如今，調查工作已越來越順利，籌集到了更多資金，也獲得很多認可。“我們很欣慰，因為我們獲得了中國第一個對中國家庭金融狀況進行全面描述的數據。支援我們繼續做下去的動力是，希望這些數據能對歷史産生影響”。

　　- 同題問答

　　Q：對2014年的經濟、社會運作，你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A：房地産市場，房地産市場泡沫破滅會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造成放大的負面影響。

　　Q：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投資前景？

　　A：現在通過網路平臺進行交易的城市家庭佔30%以上，農村家庭佔到10%以上，所以未來十年，與網路相關的行業依然具有極大投資前景。

　　Q：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話題？

　　A：知識分子應該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但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應該建立在專業知識的基礎上，而不能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隨便發表意見和看法。

　　Q：諸多經濟學家中，你最為尊敬哪一位？

　　A：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他進入的每個領域幾乎都被他改變過，對社會問題有深邃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