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標誌著經濟增長髮生階段性變化。經濟進入新常態，從表像上看是經濟增速出現換擋，但本質上是經濟結構重構和增長動力重塑的過程。宏觀調控要適應新常態，一方面，要保持定力，穩定宏觀政策基本取向，保持宏觀政策穩定性，堅持區間調控和管理，給市場穩定的預期和信心；另一方面，要主動作為，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豐富完善定向調控，增強調控的科學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從根本上説，宏觀調控要適應新常態，還要寓改革創新于調控之中，以改革重塑動力，以創新驅動發展，使中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後繼續保持持續健康發展。

　　保持定力，穩定宏觀政策基本取向。與以往的經濟週期性波動不同，進入新常態後的增速換擋，是週期性調整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交織、短期需求波動和中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相互作用的結果，但主要還是生産要素供需變化帶來的潛在增長水準下降所致。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人口撫養比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趨於下調，土地和能源資源供需發生變化，生態環境約束強化，這些供給方面因素對經濟增速放緩起著主要作用。如果不顧潛在增長水準下降的結構性因素，大幅調整宏觀政策取向，甚或採取短期強刺激政策逆週期調控，不僅難以阻止經濟增速放緩，甚至還有可能加劇産能過剩、負債上升、資産泡沫、環境污染等結構性問題。因此，只要經濟運作處在合理區間，就要保持政策穩定，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強刺激，不進行大的政策調整，讓市場機制在區間內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給市場主體穩定的預期和信心。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經濟運作總體平穩，二季度增長7.5%，好于預期，這表明，保持政策穩定的基本取向是正確的。

　　主動作為，適時有序預調微調。保持定力，保持宏觀政策取向基本穩定，並不意味著就可以“無為而治”，甚至無所作為。雖然增速換擋的主要原因是潛在增長水準下降等結構性因素，但週期性因素也不能忽視。特別是在週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交織的情況下，實際增速與潛在增速都存在較大的易變性，如果放任市場自我調整，就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速滑出合理區間。因此，進入新常態，宏觀調控仍要及時有序進行預調微調，瞄準經濟運作中的突出問題，區別情況，分類施策，確定調控“靶點”，對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精準發力。當前，經濟增長仍面臨需求不足等週期性因素制約，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特別是7月份投資增幅回落較多，製造業投資受産能過剩約束增速下降，房地産投資受市場深度調整影響明顯放緩，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很大空間，但增加投入受到地方政府負債水準上升的制約，出口回升較多，但進口出現負增長，預示國內對進口産品需求下降，也會影響到後期出口。因此，仍需加強預調微調，避免經濟增速滑出合理區間。

　　遠近結合，堅持和完善定向調控。經濟進入新常態，宏觀調控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在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相結合基礎上進行宏觀政策組合，在穩增長、調結構和防風險的多重目標中尋求平衡點，既要保持經濟運作處在合理區間，更要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品質提升。財政政策要發揮“定向”功能，加強中西部鐵路、棚戶區改造、水利、能源、生態環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擴大醫療、養老等社會急需的公共服務供給，落實對農業、小微企業、服務業降稅減負。貨幣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壓”，在定向降準等措施基礎上，著力降低融資成本，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援。

　　需要指出的是，進入新常態後，製造業大規模擴張的空間逐步縮小，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産業升級，提升産業價值鏈和産品附加值，推動經濟向中高端水準發展，這也應成為定向調控的著力點。

　　改革創新，不斷完善宏觀調控方式。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特別是市場配置資源作用不斷增強，要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多運用間接引導手段，不斷完善宏觀調控方式，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因此，要寓改革于宏觀調控之中，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經濟活動，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在預算管理、稅制、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舉措，增強財政政策促進增長、優化結構和調節分配等功能，在定向調控中有效發揮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寬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等方面加快推進，這些改革有利於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和促進增長等方面的作用，增強貨幣政策的傳導性和有效性。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發揮發展規劃、産業政策的約束和引導作用，加強對投資活動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總之，經濟進入新常態，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對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應在宏觀調控實踐中繼續探索和創新，不斷豐富宏觀調控理論和方法，努力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