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佳

　　繼上半年兩次定向降準之後，央行終於祭出定向降息措施。

　　8月27日，央行網站消息稱，央行對部分分支行增加支農再貸款額度200億元，引導農村金融機構擴大涉農信貸投放，同時採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支農再貸款管理，促進降低“三農”融資成本。

　　針對近期社會熱議的“融資貴”問題，央行特別制定了定向降息政策:支農再貸款執行優惠利率，貧困地區符合條件的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再貸款利率還可在優惠利率基礎上再降1個百分點。

　　對上半年的信貸運作情況稍加分析不難發現，相比之前的兩次定向降準，本次支農再貸款在資金投向上有了更硬的約束。

　　央行強調加強支農再貸款管理，規定農村金融機構在支農再貸款借用期間，涉農貸款增量應不低於借用的支農再貸款總量。這一具象化表述，不同於此前對定向降準釋放資金投向的原則性規定。

　　從上半年的信貸投放情況和兩次定向降準的效果看，這一表述顯然“事出有因”。

　　今年一季度，我國新增人民幣貸款3.01萬億元，同比多增2592億元。3.01萬億元的季度增量為歷史次高水準，僅次於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增發天量信貸的2009年一季度。二季度人民幣貸款延續高位增長，新增量超過2.7萬億元，到6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為77.6萬億元，同比增長14.0%，比年初增加5.7萬億元，同比多增6590億元。

　　從數據上看，上半年的流動性並不緊缺，但從感官上，不論是民間個人住房“按揭難”的體驗，還是工信部等官方部門屢次表態稱“貸款難、貸款貴”制約中小企業生存，全社會並未感受到充裕的流動性。

　　原因在於貸款結構錯配愈演愈烈。央行數據顯示，6月末，中長期貸款增量在全部貸款增量中佔比57.2%，比上年同期提高6.3個百分點。其中，固定資産貸款投放貢獻較多，上半年新增1.7萬億元，同比多增4956億元。

　　為解決“影響供求平衡的結構性問題”，央行在4月份和6月份先後兩次出臺定向降準措施，對涉農、小微貸款支援度較高的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定向釋放出流動性“支農支小”。

　　然而，“支農支小”的中小金融機構貸款數據有些反常。以農村金融機構為例，按照慣例，農村金融機構新增貸款量有明顯的季節性:一季度貸款額最高，二三四季度依次遞減。但今年一季度新增貸款大降至1600億元，和一季度衝出歷史次高的信貸增量相形見絀，而二季度新增貸款則反常的大幅升至7400億元，同比多增3600億元。

　　一季度農村金融機構貸款額大幅跳水，與筆者走訪基層分支行了解的情況相吻合:農村金融需求不旺盛，嚴重影響農村金融機構的有效投放，很多縣域農信社散戶貸款呈萎縮之勢，且多為按揭等消費貸款，與農業生産無涉；規模化的新型農村經濟組織，更受制于經濟環境、貸款保證方式缺失等問題，遭遇貸款難、貸款貴多年，今年一季度依然難有起色。

　　但二季度形勢的逆反確有些驚人。拋開季節性衝量等監管考核因素，4月和6月的兩次定向降準等貨幣寬鬆政策帶來的影響不可小覷。只不過，在農村信用環境未發生根本逆轉、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農村金融機構單季新增貸款7400億元，資金投向值得思考。畢竟，只要有增長“底線”思維的裹脅，行政支配信貸投放的情況就不唯2009年獨有。

　　因此，央行本輪200億元支農再貸款，特別要求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不低於借用的再貸款量，硬性約束支農貸款投向。當然，央行亦曾表示，這類結構性措施若長期實施也會存在數據真實性存疑、市場決定資金流向的作用削弱、準備金工具的統一性受影響等問題。

　　對中國的金融市場而言，真正要降低市場主體的融資成本，仍需在約束無效投資和負債主體預算硬化上下工夫。從中長期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的增強、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信貸資源投向的優化，根本上還是要依靠體制機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