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孝的離奇強調成為對純樸之孝的埋葬，把人推向作秀和走極端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魯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的開篇令人驚悚。如此決絕，是基於對孩子的深愛。在魯迅看來，文言文的僵化灌輸將兒童天性摧殘殆盡。

　　讀魯迅會發現，凡提到孩子，他“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的柔情一面就會顯露。《狂人日記》最後一句是“救救孩子”；《阿長與山海經》中懷念長媽媽，“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經歷；僅知道有一個過繼的兒子，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如此誠摯，是因為她對一個孩子唸唸不忘那本繪圖《山海經》的在意，對兒童天性自然而然的理解，在自己回家探親時特意尋找，讓少年時的“我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震悚起來”；小説《孤獨者》中冷眼觀世的魏連殳，房主的孩子們，總是互相爭吵，打翻碗碟，硬討點心，亂得人頭昏。但連殳一見他們，卻不再像平時那樣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寶貴。“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

　　所以，“每看見小學生歡天喜地地看著一本粗拙的《兒童世界》之類，另想到別國的兒童用書的精美，自然要覺得中國兒童的可憐。”基於這種渴望生動形象的天性，配有圖畫的《二十四孝圖》就吸引了他。“但是，我于高興之餘，接著就是掃興，因為我請人講完了二十四個故事之後，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難，對於先前癡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計劃，完全絕望了。”

　　今天有人詬病魯迅對二十四孝的否定，但他對此的態度其實是分層級的。判斷的標準為是否自然可行，是否矯揉造作，是否違反人性。他最反對的是“以不情為倫紀，誣衊了古人，教壞了後人。”子路負米、黃香扇枕，這些是自然和可行之事；陸績懷桔，稍顯做作，有作秀嫌疑，讓人感覺不適和不快；哭竹生筍和臥冰求鯉把孝推到了與自然對抗的難度，儘管人們也多半明白只是寓言般的強調，但它在度上推向極端，就讓魯迅嘲笑和反感了；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的公然反自然，讓自然為孝作出犧牲，魯迅最為厭惡。

　　魯迅有篇寫于1919年10月的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他的態度很誠懇：“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並無錯誤。他並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抹煞了‘愛’，一味説‘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種子。”

　　細想一下，中國的倫理將“孝”作為一種必須強力灌輸和強制推行的責任和義務，也許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這或許是因為古往今來由於人性缺陷的主觀因素或者是短缺經濟的客觀因素，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因親情而有孝心？或者説在根本上人不會因父母的養育親情而自然形成孝心？或者説只有少數人會形成，普遍的還必須用強力灌輸和強制推行來教育養成？或者説自然形成的親情之孝還不夠，還必須用外在的強力灌輸和強制推行來強化方有效果？

　　無論如何，由於“十景病”作怪，一定要整出“二十四”來，於是就東拼西湊、胡編亂造、無中生有、越言越奇，最後成為已沒有真誠之願而只有嚇人之事的異化之物，對孝的離奇強調成為對純樸之孝的埋葬，把人推向作秀和走極端，這正是《老子》所言“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