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必須給本科生授課，並鼓勵上基礎課或專業基礎課。”6日，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慧做客上海廣播電臺節目時説，上海今年已作出規定，要求所有市屬高校的每位教授必須進課堂為本科生上課（8月7日《新華每日電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有了長足發展，師資隊伍不斷壯大，教育品質不斷提高。但也必須看到，一部分教授已經和正在脫離本科生授課講臺，給本科生教育品質帶來了潛在的巨大隱患。前不久，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劉憲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語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教授給‘小本’上課，不僅無名無利，甚至吃力不討好。花同樣的時間，如果在核心期刊上多發幾篇文章，多做一些課題，學術名望立刻就來了。給本科生好好上課，除了學生知道，行業裏沒人知道。而同樣是法學院的教師，在外面接一個案子獲得的收入，在學校裏講課要講上好幾年。”面對這樣的差異性誘惑，久而久之，一些教授遠離本科生講臺，便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趨勢。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授履行“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雖然有多種渠道，但上課定然是主渠道。一位教授，假若連上課都不感興趣了，那又何以為教授？大學又要這些教授幹什麼？連教授們都不想上課了，那大學又何以承擔培養人才“母機”的任務？“大學一定要把本科生教學作為辦學‘生命線’，政府則要把高校本科生教學品質作為評價學校辦學水準最重要指標”，上海市副市長翁鐵慧的話，一針見血，耐人尋味。

　　一些教授之所以不屑站講臺，固然有名利作祟的因素，但説到底，是指揮棒出了問題。所以，除了加強師德教育，必須調整指揮棒，通過指揮棒的正確導引，真正將教授的“人”和“心”都拉回課堂。上海今年已“要求除部分研究型大學中的一些科研類編制教師外，所有市屬院校的每位教授都必須給本科生上課，且鼓勵教授基礎課或者專業基礎課，否則便不能評教授崗位”。另據透露，上海一些高校目前已出臺相關規定，對教授、副教授每年需給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數、課時作出要求，並對教師晉陞高級職稱的本科教學水準評價實行“一票否決”。這樣的調撥校正，指向明確，措施有力，必將有利於調動廣大高校教師教授本科生的積極性。

　　值得一提的是，要求教授必須為本科生授課與鼓勵教授參與科研，兩者並不矛盾。只是，“科研大部分時候”必須為教學服務，兩者不能本末倒置。也就是説，教授姓“教”，首先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學上，只有在高品質完成教學任務以後，才可以去從事科研工作。事實上，“高水準的大學教師從事科研工作能用更前沿、更專業的知識帶給學生更多啟發”。

　　教授為本科生授課，其實一直是我們高校的一個優秀傳統，一些老教授更是為中青年教師樹立了榜樣。生於數學世家、16歲考入北京大學，後師從著名數學家江澤涵，青年時便創立了著名的“姜子群”、“姜空間”方法的國際拓撲學領域的專家，而今已是70多歲高齡的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姜伯駒教授，始終強調他的第一職責是“教書和育人”，堅持講臺，執鞭從教是他畢生最愛的事業。他常説：“我首先是一名教師，其次才搞一些研究。”難怪北大數學學院學生説起姜伯駒教授，大家都有這樣的體會：“姜老師是最受我們歡迎的老師之一，我們非常喜歡聽他的課。最令我們本科生感動的是，他身為院士，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堅持親自批改學生作業。”

　　教授回到為本科生授課的崗位上，既是傳統的回返，也是理性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