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近萬元的學費相當於我們農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學費大幅上漲聽過我們的聲音嗎？”學生家長王霞認為，要漲價先要給社會交出一份教學成本的透明帳單。

　　近期，全國多地公佈了高校學費上漲標準，部分高校專業漲幅高達50％。實際上，在教育部2007年出臺的關於高教學費的5年“限漲令”到期之後，從2013年開始，全國各省份便紛紛上調高校學費，被公眾稱為“報復性上漲”。

　　該不該漲：

　　成本上升不是理由，高學費能否買來“高品質”？

　　今年6月，寧夏公佈普通高校的學費漲價新標準。文史類學生每人每學年由2600元調整到4000元，理工農類由2800元調整到4400元，醫學類由3000元調整到5300元，藝術類由6500元調整到8000元。其中，文史類、理工農類、醫學類的學費漲幅均超過50％。今年以來，浙江等地相繼公佈秋季普通高校學費新的執行標準，較之前均有所上漲。

　　學費該不該漲？寧夏物價局收費管理處處長趙文泓解釋説，此次高校學費上調的主要原因是近年來學生培養成本大幅上升。雖然財政對高校的投入持續增加，但仍難以滿足高校發展的需要，高校經費不足已制約學校發展。

　　多位高校負責人稱，從2000年至2012年，全國高校的學費基本維持不變，但十幾年間，社會物價水準和學校辦學成本大幅上漲，各高校普遍感到較大的經費壓力，特別是公共財政投入不足的省屬高校壓力更大。

　　有高校人士透露，高校漲學費一定程度上是迫於債務壓力。例如，截至2012年末，寧夏4所高校債務餘額近5億元。廣東在2007年一次性清償近150億元高校債務後，校均貸款餘額仍然達1億元。

　　學生對官方和學校的種種“苦衷”不買賬。中青報一項調查顯示，對於高校上調學費，76.1％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反對。除了認為目前的學費已經較高，高學費的投入沒有換得同等的教育和教學品質，高投入換來的只是低回報等原因外，還對高校的財務公開情況不認可。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大三學生小于説：“因為多收取的費用並不能在學生身上産生直接效益，也並不能對提升教育品質産生明顯作用。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的當下，向背負巨大壓力的在校學生增收學費明顯是不公平的行為。”

　　怎麼漲：

　　聽證會像“告知會”，能否先交出成本帳單？

　　漲學費，誰説了算？陜西省物價局行政事業收費處副調研員魏海燕向記者介紹，對於高等院校學費收費標準，物價部門有嚴格限定，如果需要上漲，首先應由教育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過物價部門聽證、公示等程式，經省級政府批准方可實行。

　　西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曾加表示，對於高校收費標準，教育主管部門一直有嚴格規定，無論公辦還是民辦院校，只能在限定收費標準區間內收取學費，自身並沒有自由定價、隨意漲價的空間。

　　記者注意到，今年上調學費的寧夏和浙江等地均由當地教育主管部門舉行了聽證會。但這依然避免不了給公眾“説漲就漲”的印象，聽證會更多的像是告知會。

　　受訪大學生認為，涉及學費上漲起碼要先在校園裏徵求意見，包括不同學生及其家庭的承受度，而且漲價應“法不溯往”，僅限于入學新生。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説，中國的大學幾乎清一色是公立大學，享受財政撥款，其學費收取也就很難做到按市場定價，無論好壞和教育投入的回報率高低，學費標準大抵相當。這也是不合理的地方。

　　專家認為，可以根據“優質優價”的規律，對畢業後往往能夠獲得較高個人收益的專業和課程收取更高一點的學費。

　　籌集經費：

　　向學生家長“伸手”不如自身“開源節流”

　　一些批評者認為，中國的高校缺乏“生存能力”，缺錢不是“向父母（財政）伸手，就是向子女（學生）伸手”。

　　多位高校人士也表示，根本上將是要建立合理的教育培養成本分擔機制，實現辦學經費來源多元化。從根本上講，高校應當深耕“産、學、研”一體化路徑，通過提高教學水準、加強科學研究、促進成果轉化的方式，為高校經費“造血”。

　　曾加表示，目前高校向社會籌集經費主要還是通過開辦諸如MBA等等方式來增加收入，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高校收支不平衡的情況。

　　曾在香港高校任教的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岳經綸認為，高校可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校友資源，通過更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校友工作以及更公開的財務管理，吸引廣大校友“細水長流”的捐贈，而不是現在國內高校單純的“傍大款”。

　　針對一邊“亂花錢”、債臺高築；一邊“漲學費”的情況，熊丙奇建議，高校在經費使用上應有論證和監督體系，要加強責任主體的管理，領導者要樹立節約成本的意識，避免不必要的大拆大建行為。對於目前高校面臨的高負債問題，應健全和強化財務約束機制，隨時掌握和了解自身的財務風險指數努力將債務風險降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