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評

　　近日，據新華社報道，多個省市陸續發佈普通高校學費上調資訊，部分省份平均漲幅高達50％。業內人士指出，一些高校近年來投資增長過快，導致債務負擔加重，一邊“亂花錢”一邊“喊缺錢”的現象值得警惕。

　　漲學費須公開大學財務帳單

　　確定大學學費標準，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多少，其二，受教育者分攤多少比例。

　　從目前各地上調學費的具體操作看，都組織了聽證會，但是，聽證會給人的感覺是走過場，該怎麼漲還是怎麼漲，為此，有必要給學費定價設定基本的標準。向大學生收取學費，理論基礎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攤理論，確定大學學費標準，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多少，其二，受教育者分攤多少比例。

　　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曾提出要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但目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成本究竟是多少，並不清晰。一些地方在舉行聽證會時，也出具了近年來的辦學成本，並將其平均在每個學生身上，計算出生均成本。但這一辦學成本，是對所有辦學成本的核算，而不是對用到人才培養上的成本的核算，由此算出來的生均成本顯然過高。本來，核算高等教育生均成本，還有一個重要意圖，是檢查高校究竟把錢用到何處，並由此促進高校建立透明的財務管理體系，推進校內管理改革，把經費用到辦學的刀刃上。如果高校一邊大手大腳花錢，一邊喊缺錢，並以缺錢為名漲學費，這很難讓公眾相信收來的學費，用到了人才培養中。

　　前不久教育部發佈的高等教育資訊公開清單，進一步要求高校要公開財務資訊。為此，教育部完全可以要求每所提出漲學費申請的高校，曬出學校的所有財務帳單，具體到細目的開支，以此核算出生均成本，作為確定學費標準的基礎。如果高校不願意公開財務帳單，那麼，教育部門、財務部門不能批准學校的漲學費決定，學生有權拒絕接受。

　　對於學生分攤成本的比例，國外通常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不高於生均成本的20%，二是不超過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0%，兩者取最少值。尤其是後者，確定這一比例，是為了防止過高的學費，擠佔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開支，加重家庭的教育負擔。在這兩個20%的約束之下，大學努力拓寬辦學經費渠道，在政府撥款之外，注重社會募捐，在開源的同時節流，杜絕鋪張浪費。

　　大學向學生收學費是最便捷的增長收入的方式，但這是不可持續的，一個對受教育者負責的大學，應當把所有辦學經費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跑冒滴漏。即便在辦學成本增加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上調學費，也必須考慮這對學生帶來的經濟壓力，並完善對貧困學生的幫困體系。

　　□熊丙奇（教育學者）

　　僵化的高等教育體制“推高”學費

　　推高高校學費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高校管理的機制問題，非教學科研的部門太多，管理人員太多。

　　我以為，相比于關注上漲現象和上漲幅度，上漲背後的原因才是最需要深思的。

　　首先，學費上漲有其必然性的動力。作為社會組成的一個部門，高校並不是真正的象牙之塔，與教學科研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所有配置，也都需要真金白銀的。我倒不是認同高校學費的上漲，但在物價普遍上揚的社會大環境中，期望高校一家的費用不變甚至下降，是不現實的。

　　第二，與目前的教育體系和對高校投入的方式有很大關係。長期以來，我們的高校辦學機制是一元化的，絕大多數的高等學校資金來源單一，都是行政撥款，加上政府對高校的投入又相對有限，於是學生的選擇也就不可能多樣性。

　　第三，也是高校大擴招、大建設必然導致的後果。搞大擴建的和新校區建設的高等學校，大多都背上了鉅額的債務，而且隨著年限的拖延，貸款的利息如雪球一樣，無疑會越滾越大。而行政撥款，都是一定的和有限的，債務最終還得學校慢慢消化。所以，高校擴建的羊毛必然會有一部分出在了後來入學的學生身上。

　　第四，與高校的管理機制有關。目前，中國的高校運作成本比較高的原因，還有一個是高校管理的機制問題。高校的非教學科研部門太多，管理人員太多。高校的管理機制，其實是整個社會管理體制的延伸，在整個社會行政機構相對臃腫的今天，你期望高校管理機構瘦身，難度很大。

　　第五，與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大環境有關。高校作為社會的一個部門，每個家長及學生自己也不能不核算上學的投入和將來的回報的問題。最近一些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是有目共睹的。送一個學生到高校裏學習，要花費不少的金錢，但是畢業之後也不見得就能順利找到如意的工作。於是乎，當收益無法保證和預期的時候，人們在投資的時候就變得異常謹慎，對投入的成本自然特別的關注和計較了。

　　其實，相比較高校，廣大莘莘學子在幼兒園、小學、中學漫長的上學過程中的投入，不知多了幾何。但是那個時候，家長的投入，是為了更長遠的預期。而大學或研究生階段，直接面臨的就是收回成本和取得收益的問題。所以，人們更加關注高校的學費，就不足為怪了。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與其期待高校學費平穩或者下降，不如期待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儘快改革！

　　□趙普光（高校副教授）